“小北京”造了2年多

　　北京城建档案馆成立于1982年，1990年正式开馆。如今，从长安街驶过真武庙十字路口，从二七剧场路往北不远就可以找到这位“北京城市建设的记录者”。

　　“当年建馆时，档案馆作为保密单位设计，而非开放场所。目前虽然增加了展示功能，但接待能力有限，只接待有组织的预约参观。”该馆馆长特意到档案馆门口，将记者接进去时解释，“最主要的展厅在7层，需要穿过办公区。”

　　在7层，惟一的一件实物展品，几乎占满了整个展厅。这件展品就是1949年北京城原状模型。

　　根据资料记载，这件模型最初由108块组成，占地近90平方米，详尽而写实地再现了老北京内城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官府民居、园林古建，是研究老北京不可多得的形象资料。其风格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设计营造的完整理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测绘人员立刻对当时的北京城进行了全盘摸底，但现在我们已经查阅不到具体有多少人参与了这次勘测。”城建档案馆的一位讲解员说，“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当年的勘测非常细致，甚至精确地标注出了每一棵树木种在哪儿。”

　　之后，测绘人员按照测绘数据，利用木雕，历时2年多“微缩”了1949年的京城。虽然历时半个多世纪，如今仍然可以看出这件模型的巧具匠心，微微发黄的底盘显示出当时北京城以土路为主，皇家院落的红墙金瓦周围，大片的灰色调，是由小巧的民居院落组成，碧绿的树木间或点缀。

　　记者发现，与其他模型不同，这座沙盘的表面高低起伏，有些地方甚至坑坑洼洼，显得不很美观。

　　讲解员解释：“这不是工匠偷工减料，没有将“地面”磨平，这里每一处高起和凹下都是根据当年的地势图原封不动地拷贝的。”

　　“这件珍贵的档案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入藏的。”工作人员回忆，这件珍贵的档案进馆时，已经布满灰尘，一些建筑和树木已经缺失。“印象最深刻的是，北海的白塔也不见了。”她拍了拍五六十厘米高的展示台说，“除了补全这些建筑构件，我们还给模型搭建了高台，便于研究展示，模型刚来时就是搭建在一块薄木板上，厚度只有1.5厘米左右。如果就摆在地上，既不利于保存，也不利于展示。”

　　除了“增高”，还有一点改变，由于展厅面积有限，当时四四方方的一座城被稍微改动，拿掉了几块，形成了独特的“凸字形”城廓展示效果。

　　两座特殊的“豁口城门”

　　沙盘上的1949年北京城保存得十分完整，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造型精致的“内九外七”十多道老城门模型以及当时还比较完整的城墙。

　　绕“墙”细看，可以发现两处“豁口城门”，分别是现在的建国门和复兴门。与其他高大威武的城门相比，这两处门简陋得多。在建国门的位置，只是在城墙上打了个豁口，甚至没有门扇。

　　据史料记载，日寇侵占北平期间，曾计划在西郊营建商住区“西街市”，在东郊营建工业区“东街市”。为便利两街市与城里的交通，1939年，日寇将长安街东西两端的城墙扒开7米多长的豁口，西豁口命名为“长安门”，东豁口命名为“启明门”。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的北平市政府按照流行的“复兴、建国”政治口号，将“长安门”改称“复兴门”，将“启明门”改称“建国门”。1946年，何思源出任市长后，在复兴门豁口处建造了门洞，还安装了铁门，建国门则一直保持着豁口状态。

　　观察其他城门，每道门“配建”也略有不同，有些已经缺少了瓮城、角楼等。这些残缺，主要都是在给交通“让路”。比如1915年，北洋政府修建北京环城铁路，将东北和东南角楼附近敌台拆除，角楼两边城墙上各辟券洞；德胜门、安定门、朝阳门、东直门的瓮城及闸楼都被拆除，以便环城火车从中穿过。

　　多年前北京也是“水城”

　　在模型上，一条蓝色的“水龙”盘踞在灰色调的城市北部。这里就是北京的6颗“明珠”——龙头南海，龙身中南海和北海，龙尾前海、后海和西海（现积水潭）。

　　“北京曾经也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城。”讲解员弯下腰，指着沙盘上一些弯曲、下凹的曲线说，这些都是当年的河道。刚做好时应该也是蓝色的，但现在年代久远颜色已经脱落，只能仔细寻觅。

　　根据北京市档案馆的一份档案，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城内大街和胡同的名称中带桥字的至少有50多处。还有一些地方干脆以“桥”命名，比如后门桥等。在近年本市道路、桥梁和地下管线工程施工中，也曾陆续发现过石桥。

　　模型上，一些独特的城市格局也是“水过痕”。比如，在西单附近，有东斜街和西斜街；宣武门外有上斜街、下斜街，这里上斜街的河流，被称为银湾；北京最古老的斜街——钟鼓楼旁的烟袋斜街。其中，斜街最扎堆儿的地方当属前门地区，与其他地区横平竖直的胡同格局相比，这里因为曾经河道密集，所以大街小巷也都“动起来”。从上俯瞰，连著名的大栅栏也是一条斜街。

　　协和成惟一明显现代建筑

　　除了蓝色，红色和灰色调外，沙盘上还有两处建筑是“绿顶”，其中一处是位于什刹海附近的恭王府，还有一处就是当时罕见的现代建筑——协和医院。讲解员说：“因为沙盘比较大，不好确定方位，协和医院已经成为地标建筑，用于定位王府井。”

　　从模型上可以看出，这是座西洋式的楼房，但很多细节却依然京味儿十足，比如绿色的琉璃瓦等。为何1949年的北京城里会有这么一座现代建筑？

　　根据档案记载，这座“地标”的建成，与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有关。上世纪初，洛克菲勒基金会倾向于在远东实施一项计划。最初，他们提出在中国建一所大学。但是，基金会认为这是“一个当时无法实现的梦想”。于是，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医学。

　　1914年1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在中国开展医学工作，并派遣一个代表团来华。代表团走访了很多城市，最终做出了一份“中国的医学”的详细报告。与医疗专家同时前往北京的还有一位美国著名的建筑师，名字叫做查尔斯·柯立芝。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老协和医学院的占地面积和建筑规模较小，不能适应当时的中国医学委员会计划发展学校的要求。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便以12.5万美元的价格另外购买了老协和医学院附近的豫亲王的地产。

　　柯立芝在初次目睹豫王府风貌几天后，就被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魅力倾倒，他曾经写下：“从那时起……我一想到所有这些有着雕梁画栋，绚丽色彩设计的建筑竟然要被毁掉，便感到难过”。

　　于是，这位高鼻梁的建筑师提出，医学院的建筑应采用拱项和琉璃瓦。

　　最终，这位西方建筑师在古老的北京城，完成了“中国梦”。这组建筑上，人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建筑中最引人注目的“大屋顶”。“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建筑风格曾经被广泛应用。但这都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在这座沙盘上是看不到的。”

　　东单附近的大片“空地”

　　在布局紧凑的城市里，记者还发现了两处较大的空地。一处位于朝阳门附近，还有一处是在东单附近。

　　东单附近的空场，作用令人称奇，这里曾经是一座飞机场。

　　根据档案资料记载，1948年12月中旬，解放军直逼北平城下。城内的国民党军队伺机寻找突破口。但是，面对解放军的“金箍铁桶”，国民党军队有了“飞”出去的想法，计划通过修建飞机场，从空中通道逃走。

　　可是，北京城虽大，城内却难找到足够大的空地建机场。最终，国民党军队在东单附近找到一块空地。此处位于东单牌楼旁边，大约是现在东单公园的位置。之所以出现空地，是因为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东交民巷被划为外国使馆区后，邻近东交民巷的东单附近这片地方，就成为各国军队的训练场。1928年，民国政府南迁，各国使馆也随之南迁，但东单这片地方没有做过其他用途，一直是一片空地。

　　于是，傅作义的军队就利用这块空地，修筑飞机跑道。这个简易机场建成了，但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也没派上用场。

　　寻找沙盘制作参与人

　　通过沙盘，能直观感受到北京的变化。1949年，这座城市的至高点是景山，长安街也没有贯通，只是在东单到西单这段比较宽敞。而如今越来越多的现代化高楼出现在城市中，神州第一街已经东至通州，西达石景山。

　　“这些都更符合现代城市的特点。”讲解员说，“1949年，北京城市人口在200万左右，而现在北京人口已经接近2000万。正是因为变化大，很多人才会对1949年的北京城更感兴趣，大家都想来看一看自己家原来是什么模样。”

　　在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也曾经出现一些小插曲。比如记者发现在牛街附近，一处颇具异域风情的建筑很出挑儿。然而，三四位工作人员跟记者一起连蒙带猜，最终觉得这里可能是清真寺，但谁也不能完全肯定。

　　“最令我们遗憾的就是这个。因为当时找到这件沙盘时，并没有相关的文字资料配套，所以很多历史上的建筑我们已经不能准确叫出名字。尤其是一些小型建筑，现在已经随着旧城改造而消失，我们就更说不清楚这些是哪儿了。”讲解员说，“我们特别希望能够找到当年参与沙盘制作的工作人员，请大家帮忙一起确定这些“叫不出名”的建筑到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