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产业，先做城市，城市引领产业！如今，这在佛山前所未有地成为一种共识。

　　“只有一流的城市，才会提供一流的环境，才会引进一流的人才，才能承载一流的产业。”今年年初，佛山召开工作动员大会部署“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城市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市委书记李贻伟如此说道。市长刘悦伦也表示，要通过打造“强中心”、“城市中轴线”打破佛山被认为“没有城市中心”、“像个大城镇”的尴尬。

　　这样的转变并非偶然。

　　佛山，这座因产业而兴的城市，经过数十年相对粗放的发展，正面临城市建设、管理相对滞后带来的弊病，从而影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当前，世界城市的竞争已从经济指标层面的规模竞争，上升到了环境、人才、可持续发展等综合层面的城市质量竞争。佛山城市升级行动，不仅是在还城市建设的“欠账”，更是一场城市建设思维的革新。从“产业佛山”到“城市佛山”的大幕由此拉开。

　　这场城市“革命”，既关乎城市，又关乎产业，是佛山打破传统发展模式的必经之路，是佛山城市发展从“产城割裂”走向“产城互动”，城市形态从“专业镇”回归“城市”，城市管理从传统粗放式走向“智慧管理”的深刻转变。

　　战略思维已成共识，战术细节还有待探索。如何让城市规划更稳定性或少走弯路？政府主导与市场配套如何平衡？“强中心”战略下，城市建设如何让城市、产业和人共生共荣？依然需要不断寻求答案。

　　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被称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先生，是佛山市政府顾问，三年多来一直在观察佛山的城市建设之路。他不仅关注城市中心何去何从，也关注佛山的乡村规划。在他看来，城区紧凑、人口密度高的佛山，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与新加坡拥有基本的共性，因而新加坡的城建经验有颇多值得佛山学习的地方。

　　“小鹏鸟”VS“大火鸡”

　　相比新加坡，佛山虽然不是“岛城”，但土地还是非常缺乏的，要树立“岛城”的危机意识，对人口规模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人请我做规划，我起码要做五十年的，否则就不要请我。

　　南方日报：你一向强调城市要长远规划，要规划至少五十年甚至百年。但有人认为因为无法预期未来，太过超前的规划是无意义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刘太格：在中国，很多人问我，新加坡城市小、人口密度大，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才？我就告诉他们，新加坡能走到今天，跟当初规划超前有关。为什么要做远期规划呢？如果你们这个城市最终想长成一只大鹏鸟，现在做了50个大火鸡，大火鸡综合起来也不是大鹏鸟。但是如果一开始按大鹏鸟做，但没有长那么大，究竟还是鹏鸟，只是稍微小一点。所以你们要做个选择，是要做一个小鹏鸟呢，还是要做50只大火鸡？

　　南方日报：佛山应该选“鹏鸟”？

　　刘太格：是的，宁愿做“小鹏鸟”。新加坡政府当时要求我们做一个30年约440万人口的规划，我做一个100年的，而且把东北角的两个大岛完全保护起来，他们也没有反对。我当时是想，我们是一个岛国，如果年限做太短，万一我们的人口预测错了怎么办？那还有大岛拿来用。现在什么情况呢？1991年，我们的人口是260万，当时我们预计到2091年会达到550万。事实上，到2008年，我们已经达到500万了。如果那时候我很听话，只做了一个440万的规划，现在可能就很麻烦了。

　　佛山虽然不是“岛城”，但城市土地还是非常缺乏的，要树立“岛城”的危机意识，对人口规模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有人请我做规划，我起码要做五十年的，否则就不要请我。

　　“写菜谱”VS“炒菜”

　　我用烹调来做个比喻，规划是写菜谱，城市的发展就是炒菜，这两种功夫都要有。如果菜谱写得不够好，你炒菜功夫再好也炒不出很好的菜。有好多人经常跟我埋怨说，规划赶不上开发，这个我非常理解，你把规划做得这么短，肯定赶不上开发。

　　南方日报：我们的规划往往会更多考虑产业和商圈布点。你为何这么强调要优先对人口规模做“最坏”打算？

　　刘太格：人口的增长是洪水，抵挡不住的。尤其如果你们把佛山规划得好，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就像新加坡，外来移民越来越多。政府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企业在发展，如果你不引进外来的人口，我们的经济怎么再持续的发展？如果把人口比喻成洪水，我们做规划不是抵挡洪水，而是要把洪水引导到其要去的地方。

　　人口摸清楚了，才知道我们要用什么理念去处理，就像你跟5岁和25岁的人讲话，方法和内容是不一样的。规划也是这样，人口到底是100万，还是10万，还是1000万，所要求的规划理念也是不一样的。

　　南方日报：佛山人时常感慨：为何规划总赶不上变化。你觉得症结在哪里？

　　刘太格：我用烹调来做个比喻，规划是写菜谱，发展就是炒菜，这两种功夫都要有。如果菜谱写得不够好，你炒菜功夫再好也炒不出很好的菜。

　　中国有好多城市政府经常跟我埋怨说，规划赶不上开发，这个我非常理解，你把规划做得这么短，肯定赶不上开发。你们的总体规划是2020年、2050年，能否再长远一点？我当初说服新加坡政府，我做了一个2091年的，做一个2040年的（50年），再做一个2030年、2020年、2010年的规划，把范围慢慢缩小，就是倒转地做一个发展程序图。其实这个非常有用，根据这个规划，我们的工程师就可以计算他们工程的投入，包括要投入到什么地方、投入多少资金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像排水沟、发电厂，我们预留了框架给它扩张，以后城市的开发不会受到它负面的影响。而在许多城市，最后发电厂、化工厂、机场都把城市包围了。

　　所以，城市规划不怕做大，太大的话可以做一些小调整，不需对这个规划作根本性改变。

　　政策引导VS城市设计

　　应该是政策引导规划、规划引导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引导建筑设计，但是很多地方是建筑和特殊项目引导规划，这是一个误区。政府在做完宏观环境布局后，后面的大量工作就要留给企业、建筑师和工程师。

　　南方日报：谈到城市建设，很多人会关注城市有多少高楼大厦或个性建筑。若是你来做规划，会特意为佛山规划地标建筑吗？

　　刘太格：不一定。有很多人把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混为一谈，有的领导一看规划就看里面有什么奇特的、个性的建筑，其实这是两回事。

　　建筑设计再美，如果没有感情，环境还是不行的。我认为西方人不太懂东方的文化。很多规划方案对土地不够重视，我想提一个建议，在做城市规划时，规划的主人不是规划师，规划的主人是土地，要和他谈恋爱。

　　南方日报：那么，在城市规划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刘太格：政府要定政策的，哪些是开发的，哪些是禁用地，禁用地保留什么，包括古迹、自然生态环境等，这些都要明确。政府在做完宏观环境布局后，其实后面的大量工作就要留给企业、建筑师和工程师。

　　应该是政策引导规划、规划引导城市设计、城市设计引导建筑设计，但是很多地方是建筑和特殊项目引导规划，这是一个误区。政府前面的工作很重要，因为政府有宏观的资料、宏观的视野，是从全市的利益来考量的，可是企业是为自己企业的利益来考量，所以需要政府的引导。用一个比喻来说，一个城市如果是生活的舞台，政府的责任是将这个舞台设计得尽善尽美，提供最好的“机械”和“配方”，让企业和人演出生活的戏剧。舞台做好了，尽量让市民来发挥他们的才华。所谓政府也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看，包括政治领导与专业人士。政策要做得比较合理，专业人士的技术能力也要搭配起来。专业人士有责任和义务影响政治领导，将正确的理念介绍给政治领导，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规划人士。

　　我们说“苦尽甘来”，在城市规划发展中也就是政府要“苦尽”，才能够让人民“甘来”。因此，政府在城市规划工作中要特别谨慎。另外要提醒的是，对于规划，越早下决心，代价就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