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中国五千年文明属于农耕文明，中国农耕文明的根不在城市，在乡村。由此决定了中国接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过程，成为一个对传统文化和农业文明社会进行解构和改造过程。但是，无论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文明环境进行怎样的改造，都遵循了一个原则，这就是坚持对西方文化、文明和经济的接纳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最早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的辛亥革命，从毛泽东领导结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虽然因时代不同其变革的内容不同，但均恪守了一个原则，就是中国特色始终不能丢。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依靠农民、解放农民、让农民受益最大的革命。邓小平领导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也同样是从农村承包责任制开始，让农民成为改革最大、最早受益者。中国文明的根在农村，而中国农民则是为文明大树供给营养的根系。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就损害了中华文明的根。

　　为什么目前中国推进的城市化，却成为引发当今社会摩擦最大、带来问题最多，农民不买账、甚至以死相抗的城市化。就是因为目前城市化没有成为使农民受益的城市化。首先，在法律上，这种政府主导的运动式逼农民进城的城市化，侵犯了农民起码的居住自由权、农民拥有宅基地财产的自由处置权。从经济上看，逼赶农民进城的城市化，成为变相掠夺农民利益的城市化。从文化上看，农民被逼进城，文化环境变化，带来心理失衡、导致疾病的代价更是补偿中无法计算的代价。

　　目前逼农民进城的城市化，除了付出上述法律和经济利益上代价外，我们还付出着无法纠正的文明代价。目前这种大规模消灭农村的城镇化运动，本质触动了中国民族五千年文明载体、文明传承是否中断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城市化在西方是西方传统文明的传承、放大和世界化，而城市化在中国则面临着中国传统文明传承的断裂。

　　我们不是简单地排斥城市化，城市文明作为近代以来引领世界主流的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共享的成果，我们需要学习，也有分享的权利。就像我们改革30年引入市场经济一样，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但引入市场经济不能突破的底线是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城市化也是如此，中国搞城市化底线，就是不能以中国乡村文明的终结为代价。如何建立一个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共生共存的城镇化，这是中国特色城市化的核心所在。中国乡村就像构成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携带着中华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是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归宿和精神家园。我们不能以终结绵延五千年之久的中国乡村文明为代价，去换取一时GDP指标、暂时的城市化率。那样，我们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二）终结乡村文明的城市化触动了中国社会安全的底线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被中国几千年兴盛衰微的历史周期不断验证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告诫我们，中国农村与农民发展既是中国走向复兴与繁荣前提和基础，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线。中国几千年的朝代周期性更替的过程，就是不断突破和修复这个底线的过程。这样一种朝代周期性更替规律，是中世纪的西欧所没有的，同样属于东方文明的印度也没有。我们坚守这个底线，不仅适用于中国的过去，也适用中国的今天。在改革开放30年中，从承包制到解决“三农”问题，从小康社会到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终把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放在维护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略地位。但需要引起我们警觉的是目前正在蔓延的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这个底线，而是正在瓦解着这个底线。

　　首先，以土地流转推动的农民被城市化触动了农民安身立命的底线。2007年前的10年间，全国土地流转年均增长14%，但2008年土地流转猛增70%，2009年再增50%。目前全国已累计流转1.7亿亩土地，超过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2%。如此快速土地流转背后的推动力不完全是农民的自愿行为，而是地方权力和资本合谋形成的推力。按照目前趋势走下去，将会有一大批农民面临着既失地又失业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土地作为中国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作为中国农民生活保障的底线，将会受巨大冲击。如此下去，土地流转不会向着原先设定的目标发展，而是向着会给中国农民和中国带来巨大风险的方向发展。

　　其次，以宅基地置换为代价的激进式农民市民化，超出了农民所能承受的代价底线，形成了社会安全隐患。为什么当地政府以市场价格计算置换农民宅基地时，农民不买账、甚至出现了以死相抗。在政府和商人的眼中，它完全可以按照市场定价，是可货币化的东西,但在农民的心目根本不是这样。宅基地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市场定价，而且有许多价值是无法以货币来衡量的。宅基地是中国农民家族的历史、血脉、情感维系与传承的载体。在中国农民的心目中，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和宅基地是他们血脉之根。在这里寄托着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归宿。这个价值是无法用货币补偿的。此外，让农民放弃宅基地进城住楼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居住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短时间的巨变不仅给农民在精神和习惯带来无法补偿的痛苦，还给农民带来生活的成本上升。一个农民融入城市所要付出的精神成本、生活费用等成本，是目前拆迁的土地价格中很难包括的。无论原来的房子如何破旧，原来货币收入如何低，但在老祖宗留下宅基地和承包土地上生活，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归属感、主人感和稳定预期。 特别是在目前房价不断攀升和通货膨胀背景下，对于农民而言，进城不是使他们生活更美好地方，而是充满了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地方。对于国家而言，以激变的运动方式如此快速大规模推进的农村被城市化，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的安全大堤的破坏和瓦解，触动的是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安全底线。

　　（三）终结乡村文明的城市化触动了中国国民生存的底线

　　无论是国内主流学者，还是地方官员，都坚定地认为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向土地规模化经营是历史的必然。按照这种历史必然的目标定位，中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就应当是类似美国那样的，让中国农村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农民从事高效率、规模化、产业化农业，来养育80%城市人的农业。

　　以美国为参照系统的农业现代化，这是一个错误的定位。首先美国的农业产业化满足是农业资本的高效率化，而不需要考虑国内粮食的安全问题。而中国人均只有1.5亩土地，农业发展的方向，必须首先满足的是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而不是农业资本收益的效率。但是目前大量教训和统计数据证明，农业规模化经营提高的只是资本产出效率和人均产出效率，不仅没有提高亩产效率，反而下降。中国的经验是如此，美国农业部最新的农业普查也是如此。

　　中国改革30年的农业发展事实证明，中国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不仅保留传统的精工细作的传统，也能够有效利用现代机械化和农业技术。不仅创造了亩产高效率，而且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还成功实现了与市场对接，形成农副业多样化经营。然而对于中国农民以其智慧让小农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的新生，不仅没有得到许多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反而固执地认定这种小农经济没有前途，因为他们不能做大做强。所以要通过让大资本进入、通过扶持龙头企业来替代这些小农经济。通过土地流转来实现规模化。

　　目前以土地流转和宅基地置换为途径，瓦解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小农经济，而触动了中国国民生存的底线。将关系到中国国民生存基础的土地经营，交给规模化的大资本是一个极具风险的选择。大资本出于对资本收益的追求，将会把满足资本收益率放在第一位，而不会把满足粮食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虽然也追求收益，但他们对收益的追求是不同的，农民种地的首要功能要满足自给，其次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多元化经营中，粮食生产是多元化经营的一个环节，为了获得其他收益，在粮食收益低时，也要从事粮食生产。这不是理论，而是几十年的事实。尽管几十年来农民种粮食收益很低，甚至亏损，但大多数农民仍然种地，这不是符合唯利是图的资本逻辑。但在中国却存在了几十年。农民对土地耕种是农民情感和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因素极大的缓冲了农民对土地单一收益的追求。这些因素成为稳定中国农民持续经营土地的主要因素。而农业资本则缺乏这样的因素。

　　三、遏制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城市化的若干思考与对策

　　（一）重新认识定位中国乡村文明的历史和时代价值和功能，从“判处死刑”转向拯救与振兴乡村文明

　　基于人与自然统一的传统的乡村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本土文化，对于医治与矫正现代工业文明病和大城市病具有独特的价值。中国是古代农业文明发展成熟程度最高的国家，也是世界乡村文明发展时间最长、成熟度最高的国家。从工业文明看，古老的乡村文明是中国走向工业化、城市化的一个沉重包袱，但是从生态文明时代看，则属于中国走向生态文明过程中难得的文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