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减少地方城市债务，中央政府早已禁止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给政府工程融资——对于美国城市来说，发行债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举措。近来，中央政府还严格限制国有银行贷款给地方政府。然而，通过建立账外投资公司，地方政府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中央政府的规定。

　　张东是武汉市政府顾问，同时也在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金融学，他估计武汉市政府的常规预算只占基础设施支出的5%以下。“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账外的融资渠道，”他说。

　　这种做法对中央政府来说不是秘密，目前中央政府称，中国有1万多家这种为地方政府融资的企业。事实上，由于目前中央政府拿走了很大一部分政府税入，地方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发展，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开发土地。

　　然而，这是个危险的游戏。瑞银(UBS)投资银行的最新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内，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可能会产生高达4600亿美元的坏账。这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比美国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

　　虽然这听上去有点恐怖，但很多分析人士却认为不必惊慌：眼下中国还没有面临因经济崩溃引发银行危机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战略储备（其中大多数投在了美国政府债券上），与此同时，中国国有银行还持有13亿中国居民的大笔存款。

　　中国政府限制所有这些现金跨越国境的流入和流出，所以中国的银行不可能实现全球化运行。

　　分析人士称，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给全国增长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中国如果不在增长方面投资，就必须花钱帮银行处理地方政府拖欠的贷款，一些专家认为，到最后，中国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的长期经济衰退。

　　衰退的危险

　　哈佛经济学教授、《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书的合著者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曾经研究过中国的经济繁荣。他预测，十年之内，中国高涨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堆积的债务就会引起亚洲的地区性衰退，使全世界的增长受到限制。

　　罗格夫称，“你会觉得中国是‘这次不一样’综合症的最佳案例。经济学家称他们有大量外汇储备，还有大笔存款，他们是勤劳的民族。这太天真了。你不可能永远都这么幸运。”

　　根据北京的估计数据，去年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为2.2万亿美元，数量惊人，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地方政府坏账造成的冲击可能会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负债，而中央政府自己还背负着大约2万亿美元的债务。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中国城市债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认为，北京可能低估了地方城市的负债情况。他称，2011年初期又有了很多新的贷款，有一些数字还逃过了政府审计，即使这样，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总额仍然更接近于3万亿美元。

　　“大多数借贷的政府企业连利息都还不上，”史宗翰教授称。

　　现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武汉的建筑工人都在修建造价为450亿美元的地铁线。其中有一段还处在浩瀚的长江底下。

　　“大部分地方，我们都要挖18到26米，”武汉地铁系统规划的负责人之一林文书（音译）称。“但这一条线上有一段，我们得挖到50米深，因为河流带来的压力太大，淤泥太多，”他说。“市民需要地铁，我们只能尽量加快建设速度。”

　　武汉市领导称，武汉一共有5700多个在建项目。有些街区，工人只能用大锤和双手来拆迁老房子，为将来修建商场、高层公寓楼和新高速公路做准备。

　　看到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大城市依靠大型基建工程取得了迅速发展，诸如武汉之类远离海洋的的内地城市也开始效仿。武汉想要成为内地制造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成为中国版的芝加哥。

　　但这个梦却构筑在债台之上。今年，武汉计划用于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为220亿美元，是该市去年税入的5倍，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贷款。尽管目标宏大，武汉依然相对贫穷。居民年均收入约3000美元，只相当于上海市的三分之二左右。

　　但武汉却从不断飙升的地价中大举获利。比如，在该市的西北部，推土机已经清空了一片面积是纽约中央公园两倍多的空地。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军用机场。

　　巨幅广告牌上描绘着这片土地的新用途：未来的王家墩中央商务区，主要建筑是办公大楼和可以容纳20万人的高级公寓。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这个项目的融资，也就是主要基于这块土地潜在价值的贷款和交易网络，能够撑得住。

　　该项目于1999年上马，因为武汉市决定搬迁该机场。2002年，武汉市资金不足，便将其转手给财大气粗的北京开发商泛海集团。泛海集团同意投资2.75亿美元，并支付部分基础设施成本，以换取这里的一块黄金地段。

　　从那时起，武汉市就开始把这个老机场的土地大片大片地出售给各种开发商，同时还标出其他待售区域，帮助筹集这个新商业区的建设资金。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这样才能实现将众多人口变成城市居民的目标。不太确定的是，中国是否有能力以这样的速度进行建设，从建设是为了支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还不清楚很多这样的工程究竟能不能带来相应的回报。

　　2009年初，全球遭遇经济衰退，中央政府为建设热潮推波助澜，不但敦促地方政府树立远大目标，还宣布了规模庞大的刺激经济计划，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由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项目。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在2008年以前并不常见，”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傅志华称。“现在，所有城市都在往这个方向冲。”

　　现在，中央政府虽然多番努力，似乎也不能阻挡这股争前恐后的潮流。

　　导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由政治驱动经济的发展机制。简单来说，中国地方政府官员要通过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来保住职务并获得晋升机会。

　　“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上相互竞争，目的在于使政府官员能够得到晋升。”北京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教授曾康华称。

　　54岁的阮成发原来担任武汉市市长，今年晋升为该市市委书记，毫无疑问，他从“满城挖”的名声当中收获了政治上的好处。

　　阮成发拒绝接受这篇文章的采访。但他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发言中称，“武汉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人们要增加幸福感，要修地铁，要建桥。”

　　来自北京的压力

　　武汉市已经显现出了资金压力带来的各种症状。

　　纽约研究机构真实资金分析( 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尽管武汉在过去五年中卖出了价值约250亿美元的土地，该市在支付项目资金时仍有困难。市政府官员已经宣布大幅上涨过桥费。面对中央政府减少债务的要求，武汉承诺今年向国家支持的借款者偿还23亿美元的贷款。

　　目前还不清楚，武汉的还债手段是借入更多的钱，还是继续出售土地或其他资产。但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的做法在中国地方城市中并不罕见。比如2009年，武汉的大型投资公司，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从投资人手中借贷2.3亿美元，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就是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武汉的房价即将崩溃，但该市领导的主要希望仍然是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今年，瑞信(bank Credit Suisse)投资银行发布的一项报告将武汉列为中国境内“应避免涉足的十大城市之一”，报告称该市的住房存量过多，需要八年时间才能将已建成的住宅楼售完，更不要说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在建住房。

　　但批评并没有吓退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他发誓将继续挖下去。他在2月份的发言中称，“如果不加快速度搞建设，武汉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

　　Xu Yan对本文有研究贡献。翻译：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