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有文化的城市

　　路易斯·芒福德曾经指出，随着现代社会向工业、后工业时代前进，“城市的功能逐渐由防卫、贸易，增加到成为一种符号、象征。此时，城市的功能则主要变成了”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斯宾格勒说：”将一个城市和一座乡村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的范围和尺度，而是它与生俱来的城市精神。“我们的城市，有没有自己内在的城市精神是关键。建筑的外在和环境就是时代精神追求的外显，浮躁的时代最容易造就奇形怪状的建筑。

　　凡是时髦的都是短命的。城市建筑至少不是所有的建筑都应该去追求时髦，只有经典才可长久流传。有一些文化类的建筑，应该留下时代的印记，不管好坏，我们允许它留下一些时代的痕迹，记录时代的变化。这一点就说明了我们时代的浮躁，缺乏文化个性。一个反例是：山西的太古曾经拥有比平遥更加宏伟壮丽的古城，但在大开发热潮中，太古为了追求眼前利益拆除了古城。而现在，太古的追悔莫及引起的只是深深的遗憾。

　　文化的包容性，在人的精神层面体现为能够自由的思考和表达，在城市的外在形象上，则体现为多样性。城市特色的核心实际上是其内在的文化、精神的外在表现。一座新城，无论其外在的环境多么好，也不过是一位没有内涵、缺少气质的美女。因此，缺少了岁月的加冕和人文的浇灌，城市精神很难长大。

　　城市需要时间来浇灌，通过时间的积淀，文化之花才能盛开。城市小空间对城市多样化至关重要。创意产业其实就是一帮敢于挑战常规、挑战权威的年轻人，他们以我为主，喜欢小尺度和随意性。我希望我们的城市要从人性的角度出发，采用小街区、密路网、窄断面、功能混合的方式塑造新区，营造人们内心深处渴望的城市环境，这样的城市就更容易容纳人们的交往，焕发街道的魅力。同时，在统一规则的指引下，引入多位设计师进行不同地块的建筑设计，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尽可能的形成多样性。

　　近些年，在历史文化的影响下，我们国内兴建了很多情调空间，南京1912、上海新天地、广州沙面，我们一定要利用好保护好这些空间。具有几千年历史传承的济南老城区、商埠区非常有特色，我希望将来这一类的空间在济南涌现出来，什么时候济南这一类空间多了，小资聚焦起来了，济南的创意产业也就发展起来了。

　　显然，塑造”更好的城市“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在众多的要素当中，”文化“无疑是”好的城市“的灵魂，而物质空间不过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沙里宁曾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人追求的是什么“，因此，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过去并使之继续传承下去。

　　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上，我们的城市到底该怎样来规划、设计，才能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舒适、便利并进而产生幸福感？本报约请了几位专家，来共同探讨这些问题。

　　刚刚结束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人，诗意地安居》是一部生态文明经典着作，”诗意地安居“是海德格尔提出的重要理念。伴随着城市化的脚步，人们越来越多地”安居“在城市，当今的城市真的满足了人们”诗意“的需求了吗？

　　为此，记者采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在他看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正面临着核心价值的转变。

　　向生态文明“转身”

　　记者：您曾在谈到我国城市规划的未来时强调：我国未来10年城市规划的重点应该有所转变——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请您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转变？

　　杨保军：规划工作重点的转变，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决定的，也是以往暴露出来的问题，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在进行城市规划过程中，要考虑并解决很多问题，在不同的国家、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问题的排序是不同的。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物质极度短缺的时代，因此社会对”物“的渴望很强烈。从改革开放初期以来，我们和很多欠发达国家一样，如何更有效地创造财富，在规划工作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排在首位。因此，以往的几十年，我国的规划工作呈现出明显的崇拜效率、GDP的特征。

　　这种”以物为本“的理念，以往没有遭到太多的反对。如今人们开始思考”经济发展了，我的生活质量、我的生活感受是否也提升了呢？“在这种反思面前，人们发现经济的增长与生活质量的提升，两者并没有很好地对应起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感受得到应有的关注。

　　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更关注”物“的工业文明，向更关注”人“的生态文明的转变。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也再次强调了这种转变。

　　记者：”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城市规划上该如何体现？标志是什么？

　　杨保军：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核心价值的转变。以这种价值转变，反观我们以往的规划，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以道路为例，我们以往在道路的规划上，体现的就是物的思想。

　　首先道路非常宽阔，其最大受益者是汽车，可以使它快速通行，而过于宽阔的道路，给步行者的通行带来不便。通常道路要满足三类通行：汽车、自行车、行人，汽车是”物“，为了更快地创造财富，本来就很狭窄的自行车道，还让出了一块供汽车使用。”人“的空间被挤压了，可供步行的街道，正逐渐消失。

　　现在西方倡导一种理念：可步行的城市，也就是说一个以人为本的城市，应该有足够的空间供行人穿行，而且是悠然自得、饶有兴味地穿行。

　　尊重规律 尊重自然

　　记者：您认为城市规划主要应遵循哪些原则？科学？美学？如何相互作用？

　　杨保军：城市规划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是一门科学，它不具有可重复性，但它具有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一些规律是必须遵守的，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最为关键。

　　前段时间，在一些严重的自然灾害中，一些城市遭受灭顶之灾，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建设中违背了自然规律，在自然条件不适当地方进行了建设。

　　再来看经济规律。以鄂尔多斯为例，这个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大规模的建设量游离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之外，是一次”资本游戏“，因此经不起经济规律的考验，走向危机是迟早的事。

　　从社会规律看，目前我国正处在必须反思社会公平的阶段。城市规划不仅要给社会发展带来活力，同时要兼顾社会公平。兼顾社会公平，也是十八大关注的问题之一。

　　城市规划在科学性、合理性的问题解决后，才考虑到美学。我认为，城市的规划者和建筑者要有艺术家的情怀，而真正的艺术家最懂得尊重自然。规划艺术也是在自然、文化、功能三者间寻求平衡的艺术。

　　记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您认为目前中国城市规划存在哪些问题？

　　杨保军：国际比较是一个很慎重的课题，所谓比较要有一定的相似条件。城市规划与自然科学不同，涉及众多制度和文化的因素。因此，我这里所说的更多的是”差异“，而不是”差距“。

　　西方国家早已度过了工业文明阶段，城市化已经达到了70%~80%以上，不再面临大量的农民向市民转变。环境问题在西方也更早地暴露出来，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对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西方的重视程度也高过我国。

　　此外，西方的城市发展已经进入稳态，空间形态基本定型。西方的城市规划不以”增量“为主，而是以”存量“为主，很少有大规模的新建项目，而是更多地对已有的城区进行优化、更新、改善。

　　东西方社会制度也有很大差异。更主张民主的西方国家，在城市规划上必须充分考虑公众的意愿，在确定一个规划方案前，必须和公众进行充分的沟通、对话，往往一个小项目要谈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这些差异导致我国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与西方国家的关注重点和方法都不太相同。

　　目前，我们逐渐遇到和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公众参与方面，我国的公民也越来越多地有了参与的诉求，以往完全由政治精英、技术精英、企业精英进行决策的模式，也正面临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