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起源于欧洲，自工业革命开启了针对城市化的反思后，在19世纪展开了城市规划的实践大潮，其中一种方式是拆除原址大兴土木，其典型例证即巴黎改建；另一种则是向郊区扩张，其代表作是英国人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思想。这一理论的影响逐渐遍及全球，并随之在各地发生曲解与异化。

　　就美国而言，对于田园城市理念的延伸即大郊区化发展，并由此踏上一条“不归路”。虽然这一模式持续受到各方质疑，但根据美国最近几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此趋势或将继续引领这个庞大国家的下一个10年。由此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也要走上同样的道路？

　　城市规划：反思美国郊区化

　　对于田园城市思想一个最为显著的“异化”，即美国的大郊区化进程。

　　同为世界超级大国，人们爱将中国的发展与美国相比。想象中未来生活的美好图景即为人手一辆小轿车，早上驱车前往“downtown”工作，下班后回到郊区的独栋别墅，假日全家开着SUV一路驰骋在漫长的高速公路上等等，这是在说哪儿，中国还是美国？

　　事实上，生活在中国却做着美国梦的人并不在少数。“美国人均私家车超过1辆，中国每100人才有7辆小轿车”，这样的数字比较不知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现实背景是：两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差异悬殊，城市化道路不可“雷同”。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群郎是留美学者，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国城市郊区化问题，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他告诉记者，如果以美国郊区的定义做衡量标准，中国根本没有“郊区”。两国虽然国土面积相近，但中国的人口密度以及人均占地面积都无法与美国相比。美国那种低密度的住宅形式显然并不适用于中国。

　　大洋彼岸，美国的专家和学者们也在思考郊区化的未来，有一种倾向是鼓励人口重新向城市集中。福布斯中文网的一篇报道表示，纽约、洛杉矶等大城市正在考虑修改建筑法规，允许开发300平方英尺（约28平方米）甚至更小的户型，以此来容纳更多人口。然而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却显示出相反的趋势，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各都市区的人口增长90%都出现在郊区。

　　结合其他一些分析，该报道得出最终结论：美国郊区化将持续下个10年。当记者问及对这一理论的看法，孙群郎表示不只是下一个10年，甚至在此后的20-30年中，美国郊区化都会进行下去。他认为虽然从国家政策角度希望提高住宅密度、限制人口发展，从而更好地保护农田和森林，但是只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改变，政策效果将十分有限。

　　孙群郎不无忧虑地表示：“美国模式看起来确实很美好，每一个人也都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力。问题是假如每一个人都将这种权力付诸现实，我们将没有耕地，没有大自然，光是住房就可以将整个地球填满”。

　　美国与欧洲郊区化异同

　　根据孙群郎的研究，按照技术条件、发展速度及其不同特点，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可分为近代和现代两个时期，以1920年为界，此前为美国近代郊区化时期，其特征是以有轨交通为主要技术条件，在近郊地区缓慢发展。

　　1920年后则是现代郊区化发展时期，主要技术条件是汽车和公路，以远郊发展为代表的历史进程突飞猛进。

　　不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西欧相比，美国城市郊区化从几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不同特征：第一。从郊区的发展模式来看，西欧的郊区化是在国土规划指导下进行的，郊区的发展有统一规范，主要表现特征是综合性集约化。以英国为例，由于受到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英国政府决定限制大城市蔓延性的扩展，在伦敦郊区建立了一系列集约型卫星城，以减少伦敦拥挤。这一做法为其他欧洲国家所效仿。

　　而美国的郊区化没有严格的总体规划，不能有力控制郊区的蔓延。二战之后美国大力修筑高速公路，加速了市郊之间的通勤，还实行了鼓励居民到郊区定居的住宅抵押保险制度和补贴制度，因此美国的郊区在战后呈爆炸式或蔓延式的膨胀，住宅和人口密度越发降低。

　　第二，美国和西欧国家中心城的命运不同。美国城市在郊区化过程中流失了大量就业机会和中上阶层，税收基础受到严重削弱，而穷人和少数民族却不断向中心城汇集，福利负担加重，导致政府财政开支捉襟见肘，城市设施不断老化，中心城日益呈现出衰败迹象。

　　战后欧洲城市虽然也出现了郊区化现象，但由于郊区化速度缓慢，而且城郊没有出现穷人和富人在市郊布局上的分异，人口分布比较均匀，所以中心城并未表现出上述迹象。

　　此外美国还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反城市文化传统，而欧洲人则认为文明是城市的产物，欧洲每一个大城市几乎都是一个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魅力，人们不可能让一个象征着本民族文化的大城市衰落下去。所以，欧洲的许多城市虽然在二战中被摧毁却能复兴，而美国城市虽然在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却如同遭受了战争的浩劫。

　　第三，从政策角度来讲，欧美地方政府体制的差别也导致了各自城市的不同命运。欧洲城市政府的权限较大，有权控制其周围乡村的发展，可以拒绝向其提供某些基础设施，如燃气、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等。

　　而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中心城与周围的自治市是平等的政府机构，它们之间要协调发展就需要相互配合，而在郊区化高度发展和大都市区政治巴尔干化（分裂及碎片化）的情况下，这种协调很难真正实现。所以，美国城市无法控制郊区的发展和维护自身地位，逐渐出现衰落迹象。

　　反思美国模式

　　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评论说：美国的郊区化使过往郊区美好的一切成为“历史陈迹”。他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这本著作中写道：“现在的郊区，每一种城市功能都以汽车路为榜样：它耗费用地，浪费时间，增加人们的摩擦和懊丧情绪，而在乘小汽车增加交通速度这一貌似有理的借口下，它实际上却是妨碍了交通。一个有效率的交通网要有尽可能多的各种交通方式，它们有各种速度和运载量，能满足不同功能和目的”。芒福德将美国郊区的低密度建设比作早期郊区浪漫主义运动的残留，并已成为“重新组织城市各部分并把它们统一在一个新的城市布局内的主要障碍”。

　　在类似的反思中，新城市主义思想于焉诞生。作为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新的城市设计运动，其主张借鉴二战前美国小城镇和城镇规划的优秀传统，塑造具有城镇生活氛围、紧凑的社区，以取代郊区无限蔓延的发展模式。这一思想的核心人物是彼得·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这一思路。

　　正如这些反思所昭示的，中国不应再走美国郊区无限蔓延扩张的老路。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将从新城市主义出发探讨中国城市最终应该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