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苏联专家的规划方案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指示：“照此方针。北京市的规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即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

　　1953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该小组在北京动物园畅观楼办公，被称为“畅观楼小组”。

　　苏联专家被聘请到小组中指导工作，一些党的干部和政治上坚定的技术人员成为“畅观楼小组”骨干，从此，北京城市规划纳入党内研究的范畴。

　　“畅观楼小组”成立后，梁思成、陈占祥等原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不再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

　　此后，中共北京市委的“畅观楼小组”制定出了《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明确指出北京的性质为“北京不只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而且还应该迅速地把它建设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 。

　　由于国内外形势的骤变，“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出现及中苏冲突的公开化，该总体规划草案没有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批复。但“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城市建设基本就是照此方针进行的。

　　陈占祥：壮志未酬处，英雄泪满襟

　　改变命运的一夜

　　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个雨夜。

　　陈占祥一家在焦虑的等待中难以入睡。

　　傍晚时分，最后一批国民党败兵远去了，共产党军队要进上海的消息在千家万户不胫而走。

　　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大多数上海市民惶恐地张望着。

　　陈占祥站在面对贝当路的四楼窗口，呆望着窗外漫天飘洒的雨丝。

　　第二天飞香港的机票放在窗边的写字台上。

　　陈占祥在英国留学时的导师阿伯科隆贝应香港总督之邀，去做香港规划。他立即向陈占祥发出邀请，希望这位中国弟子助他一臂之力，就像当年共同制定伦敦南部三个城市的战后规划一样。

　　“父亲举棋不定。他渴望回到导师身旁大展宏图，但又对编制古都北平的规划，存着一丝不灭的梦想。”多年以后，陈愉庆回忆那个夜晚时说道。

　　3年前，正在英国留学的陈占祥接到北平国民政府邀请，回国编制北平规划。

　　陈占祥回到了阔别8年的上海，但此时内战爆发，北上之路暂时搁浅。

　　滞留南方的陈占祥在南京主持完成了国民党政府“行政中心”规划方案。

　　随后，他又被借调到上海市建设局参与编制上海都市计划，提出了开发浦东新区的建议。

　　尽管一直在从事都市规划工作，也做出了一些不错的方案，但是内战打乱了城市的建设，陈占祥的理想成了一张张被束之高阁的图纸。

　　夜深了，解放军开始入城。

　　“那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队伍。雨夜中，像一道黑色涌动的河流，带着摧枯拉朽、震慑人心的力量，无声无息地潜入雨夜的大上海。”陈愉庆回忆道。

　　但是，让上海市民意想不到的是，这支军队没有一个人去敲百姓的门窗，更没有人去踹开商家的门板抢财劫物。

　　战士们两三人一组，背靠背席地而坐，很快便沉沉睡去。

　　陈占祥看到了一支令人起敬的军队，他和妻子给冒雨露宿街头的解放军送去牛肉汤，但却被一一婉拒，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人民子弟兵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回到公寓内，陈占祥作出了决定，新政权值得托付。

　　随即，陈占祥将第二天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撕成了碎片。

　　他并没有料到，这一夜，他的选择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一起做梦的日子

　　陈占祥首先给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写信，并附上自己的履历，说明了自己对参加北平规划的愿望。

　　梁思成立即回复，不仅邀请他参与北平规划，还希望他能推荐更多的专业人士北上。

　　梁思成当时还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陈占祥认为梁思成的回复代表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邀请，曾经一度积郁在心头的疑云片刻间消散了。

　　陈愉庆记得那段日子父亲整天忙着打包装箱，“喜悦而忙碌”。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十月，陈占祥一家抵达北京。

　　梁思成很快就请陈占祥全家去清华新林院八号的梁宅做客。

　　梁陈二人的首次会面可谓是一见如故。

　　陈愉庆记得，当父亲说到“全世界再也没有第二个北京城，这块瑰宝规划时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不然愧对先人”时，“梁先生的眼睛一下子亮了，把茶杯举起来碰了碰说，‘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17至18世纪，北京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规划最科学、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国首都。至今西方大学建筑系的教科书中，北京古城规划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梁思成、陈占祥眼里，刚刚回到人民手中的北京城，就是他们两人的一张试卷，作为专业人士，他们不想留给后人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单。意气风发的两人坚信，他们有能力让这座中国人引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都市。

　　对照日后的经历，很明显，此时的梁、陈，把事情想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