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梁陈方案”的那段日子，是陈愉庆儿时记忆的浓重一笔，“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至于童年时的她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为了规划调查的方便，北京市政府给陈占祥配了一部银灰色的华沙牌小轿车，一名专职司机。但是车里坐不下那么多一同出行的同事，陈占祥就索性和大家一道骑自行车，他说这样穿胡同进小巷更方便。

　　陈愉庆还记得，每次动笔写方案前，梁、陈二人都会带着年幼的她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考察，“梁思成很幽默，自己开车，还自嘲‘老夫是车夫’。”

　　“车夫”那时正是盛年。1950年，他49岁，陈占祥34岁。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梁陈方案”一面世，就饱受批判，随后，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解散，“梁陈方案”进入尘封的档案库。

　　陈占祥被调入北京建筑设计院当了工程师。

　　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

　　“梁陈方案”的出炉，不仅没能让梁陈二人实现梦想，反而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占祥的政治生命与古都北京同葬于废墟，梁思成虽然幸免于难，但也因此遍体鳞伤。

　　1957年4月，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7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大字标题文章《反击建筑界右派分子对党的恶毒进攻——陈占祥反社会主义言行遭痛斥》。

　　随后又刊发多篇批判陈占祥的文章。

　　“我只记得那个酷暑难当的盛夏，每次得知父亲第二天要去参加批斗大会，母亲就提起熨斗，仔细地为父亲熨烫洗净的纺绸衬衫。出门前，母亲为父亲递上擦得一尘不染的皮凉鞋，裤袋里揣上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随手揩一揩，别叫人家看见汗嗒嗒滴。’母亲用上海话轻声叮咛着，好像父亲不是去受批判，而是去参加什么授奖大会。”陈愉庆回忆说。

　　据陈愉庆回忆，在整风期间，梁思成曾主持了多次批判“右派分子陈占祥”的大会，但“父亲从来都没有一句对梁先生的怨言”。

　　“任何时候，做人做事都要设身处地。如果我和梁先生的位置颠倒一下，我不能保证自己就比他做得更好。”陈占祥对女儿说，“我理解梁先生的处境，也永远珍惜我们一起做梦的日子，我们一起竭尽全力守护过这座堪称稀世珍宝的古都，她未来的蓝图，是蘸着我们的心血画成的。”

　　“父亲成为右派后，曾经宾朋满座的家变得门可罗雀，连父亲的兄弟姐妹都对我家退避三舍，很多熟人劈面相见，形同路人。在建筑设计院宿舍大院，我们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陈愉庆说。

　　10月22日，陈占祥终于低头认罪，写出《我的右派罪行》。

　　北京市建筑设计界的反右斗争大战告捷。

　　1958年，陈占祥被送去昌平附近的沙岭绿化基地劳动改造。他和一群右派分子每天上山去挖“鱼鳞坑”种树。

　　“父亲曾对母亲说，在砂岭无休无止的劳作和批斗中，他站在滚烫的岩壁上，望着脚下的千丈沟壑，多少次想到过纵身一跃，一了百了。但每次眼前总会升起孩子们稚嫩的面孔，亮起儿女们期盼的目光，再就是妻子用柔韧的双肩为他支撑的家。无论多黑暗多寒冷的夜晚，家里的灯火永远照着他回家的路。”陈愉庆多年后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如此写道。

　　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

　　在陈占祥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他再也没和梁思成接触过。

　　直到1971年年底，陈占祥才又和病重的梁思成相见，此时，他们已分别14年。

　　“他知道梁先生的难处，但他也更自尊自爱，不愿因自己的身份给梁先生添麻烦。得知梁先生病重的消息后，父亲觉得必须去北京医院了，不然，可能会永远为此而后悔。”陈愉庆回忆说。

　　林洙在《梁思成与陈占祥的友谊》中写道：“梁思成健康恶化，周总理指示送梁住北京医院治疗。他在北京医院住院两年多，基本没有亲友来看他，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听见病房里有谈话声和笑声。我正在惊奇，一眼看见陈占祥正襟端坐在梁思成的对面。他的头发梳理得整齐光亮、容光焕发，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和风衣，黑皮鞋擦得锃亮。那年头除了接待重要的外宾谁也不会这样穿着打扮。我的心为之一动，急忙转过身去，掩盖住将要流出来的泪水。14年啊！14年，这两位挚友终于又倾心交谈了。”

　　1976年，“文革”结束，陈占祥的事业迎来新的春天。

　　1979年，陈占祥离开他工作了25年的北京建筑设计院，调入中国城建总局城市规划研究院任顾问总工程师，兼任《城市规划》杂志（英文版）主编和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大学地理系、福建泉州华侨大学教授等职。

　　80年代以后，陈占祥两次出席在菲律宾召开的国际建筑师协会年会，并被选为会议副主席。

　　1988年，陈占祥应邀赴美国讲学，进一步向美国各界和大学师生介绍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所到之处好评如潮。

　　在陈愉庆看来，陈占祥心里始终都有一个未圆的“北京规划梦”。这也正是为何他在晚年时，本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的机会，却仍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的飞机。

　　“许多人劝父亲留在国外，他只答说‘老马识途，我想家了。’”

　　2001年3月22日，陈占祥去世。新华社记者王军写下了一句让陈愉庆感动不已的话：“他的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提起“梁陈方案”，大多数人一般会想到梁思成为保护北京旧城的努力与呐喊。而方案的另一位参与者陈占祥却鲜有提及。

　　留学西洋数年，师从著名建筑规划师阿伯科隆贝，本可移居香港或是海外，最终毅然留在大陆，投身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却又因一纸“梁陈方案”而被打成右派，颠沛流离——

　　这就是陈占祥的悲喜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