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分化与一体化

　　2.6 反映城乡和谐的城乡收入趋同反映城乡和谐度，对发展进程至关重要。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指出，在城市化早期，年轻工人流向城市，城乡收入的不平等会加剧。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比可能会上升到2.0-2.5。这部分反映了生产率的差异，部分反映了城市移民及其家庭获得的技能。不过，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下降，城乡收入最终会趋同。比如，在韩国，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在1994年消除，在1995年斯里兰卡和中国台湾这一差距降到了1.4以下。

　　2.7 城乡收入趋同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是农业的现代化和机械化。现代化支持了城市化，农村地区不仅要释放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且必须继续发展以保证全国的粮食供应。传统的小农经济将转变成由高技能、受过教育的人管理的农业经济。许多发达国家是粮食的主要出口国，但只有很少比率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比如，在韩国，2005年农业人口为其1975年水平的26%，农业用地为1975年水平的84%。这个成就归功于投入和创新。

　　倾斜与排斥

　　2.8 许多国家有偏好特别地区或者城市的漫长历史。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家资本与政治经济精英位置的倾斜。这种倾斜造就资本市场分布、财政优势、进出口配额和FDI审批的形态，吸引公司和寻求资本支助、牌照的移民以及公共设施进入特别地区。然后，这些地区人口逐渐聚集，交通日渐拥挤，消费支出高涨，生活水准降低。世界上一些最大的超级城市暴露了这些问题。最近的计量经济研究表明，那些人口过度集中的城市严重损伤国家的经济增长。

　　2.9 中央政府对一座城市的倾斜面临两难困境。前来找工作的流动人口可能不受欢迎。本地人面临交通和环境的恶化。他们的反应就是通过排斥性的规定遏制流动人口的进入。在发达国家，排斥机制是，建造尽可能多的房屋，划出一些可供开发的地块，修复发展的密度。尽管发展中国家也有此类供应，但没有总体能力来限制本地住房供应。“城中村”这样的区域在发达国家是不允许存在的。相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通过提供糟糕的非常规选项来抗拒流动人口的到来。他们的主意是，让贫民窟和“城中村”里的生存状况非常不舒服。这里没有排水系统，没有水，没有基本服务，公共卫生状况很差。

　　2.10 快速的城市化会对获得高质量的生活、建立宜居的社区环境和形成积极向上的城市氛围提出巨大的挑战。城市化是如此快速。为农村社会构建的不正规的制度和政策结构必须重新设计，以满足相应的城市生活的需要。在这里，邻居互不认识，传统的非正规制度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城市管理者往往缺乏必需的技能和培训。糟糕的管理和规划使城市最初经常被交通拥挤、污染、不洁净的水及贫民窟的蔓延等问题缠身。看起来没有一个国家在快速城市化的管理方面有值得赞赏的记录。

　　2.11 城市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在土地和住房市场上暴露得最充分。在发达国家，土地使用计划通过构建有序的模式来实现，讨厌的用途与不讨厌的用途区分开来。在某种程度上，同类用途的土地组团开发，住宅就是住宅，商用就商用；交通设施协调建设，减少环境影响；高速路沿线严控跨越式和条状开发。多数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没有有效的土地使用规划；规划者资质差，土地使用开发模式了乱七八糟。中国常有这些问题。

　　2.12 还有住房开发管理的问题。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倾向于有大量生活状况糟糕的非正常区域市场。今天在发达国家，非正常区域很少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公共住房和如何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一般来讲，公共住房在许多地方的发展历史不佳。美国就是一例。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例外。46%的香港人居住在公屋，三分之二是廉租公寓。这些项目运作得好，是因为他们有训练有素的公共管理人才，他们也较为廉洁。但是，一个关键因素是，二者都是单独的城市，没有因为可以向低收入者提供住房支助而面临大量移民的问题。

3 中国城市化的鲜明特征

　　3.1 与其他国家相比，作为以往政策和早期中央计划体制的结果，中国的城市化有很多鲜明的特点。在这些政策下，中国的一些宜居城市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然而，现行的政策结构及城市化的特点正在限制中国达到全国普遍的和谐，而且可能限制中国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第4部分的政策改革将讨论这些问题。

　　城市化程度与城市增长

　　3.2 虽然城市化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主要特点，但1990年-2004年中国城市人口年增长率（3%-4%）却明显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般都能实现的城市人口增长率（5%-6%），尽管中国整体经济增长显著地快于这些国家。中国2008年的城市化水平（45.7%）远远低于55%这一与中国人均真实收入水平相当的城市化水平。当然，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大，从农村进入城市地区的人群数量是空前的，而且带来了管理与公共政策的挑战。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没有完成城市化。从历史上看，中国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部分限制了更多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今天，许多相关限制已经放松，人口流动增加，但仍然有诸多障碍。接下来会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这些障碍放松，未来10年左右，中国快速的城市化仍会继续。

　　3.3 两个因素支撑了“滞后城市化”的看法。首先，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接下还会细谈。其次，与此相关，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导致农业人口的老龄化。农业从业人口仍然比1978年高。

　　3.4 与其他国家比较而言，中国农业部门完全不同的方面是有更高的教育程度。印度51%的农业人口是文盲（小学以下），25%有中学及中学以上学历。在巴西，平均教育程度在4年。在中国，2006年农业普查显示，61%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完成了高中教育。年轻人受教育程度更高。流动人口中，2.3%是文盲，70%至少完成了高中学业。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接受过教育，可以在现代制造业中需要的职业培训中吸收新技能，也为现代市民生活做出贡献。这是中国的巨大优势。硬币的另一面就是，留在农业部门的人口也可以吸收农业的先进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