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除了以下将具体讨论的改革措施，对目前正在若干省份试点的更全面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个范例是容许在省内自由迁移。这可以通过重新调整户籍制度来完善，由此，居民是否享有公共服务、教育、工作等权利可以在省级层面来界定而不是在村的层面，这使得同一个省的户籍人口具有统一的享受服务、教育、工作等方面的权利，不论他是来自于城市还是农村。省内自由迁移一般而言会促进城市人口集聚，并分流诸如上海和北京这样的高人口密度城市迁入人口。不同的范例可以借鉴以形成适用于所有城市的政策，如一旦一个家庭的户主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不论其来源，就给予其家庭成员当地户口权利；稳定的就业可以界定为一合理时段的工作(如一年或更短一些的时段)，不管这些就业是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服务部门。尽管这样会给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带来人口压力，需要有相应的资本市场和财政改革相配套，这在后面将有所讨论。

　　4.8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不断增加的人口迁移导致农村年龄结构变化，使农村存在比较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子女对老人的孝敬赡养可能随着人口迁移而消失。一旦移民融入了城市生活并抚养城市家庭，给老人的汇款可能减少甚至变得不够。作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低保可以扩展到农村老年人，以确保他们有足够的收入。

　　投资于农村的劳动力、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孩子

　　4.9 中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有受过相对良好教育的农村劳动力。根据2000年人口统计，大概有75%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初中教育以上学历，在完成了学校教育的农村人口中，这个比例甚至更高。这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城市时已经拥有了基本的技能。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寻常的，这有利于中国实现较高经济增长率。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保持和改进这一良好记录，因为从上个10年开始，投入农村教育的资金显得不足。虽然从2006年开始，农村教育投入有了一些改观。

　　4.10 第二个绝对重要的改革是鼓励城市公立学校按照与本地户口所有者同样的条件招收移民的孩子，而不管其父母的身份，同时要坚决反对关闭那些为许多移民小孩提供了上学机会的“地下学校”。其他的改革包括促进城市移民的就业培训和给农村年轻人岗位技能教育，这个现在非常短缺。这些改革关系到移民和他们孩子的教育，这对于长期的技能获得和持续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

　　改进移民的生存条件

　　4.11 其他关键的政策改革应该一是有利于促进移民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同时能促进“城中村”更好地融入城市。集体宿舍、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往往是生活不太方便的区域，孤立或偏远。这些地方如卫生设施、排水、供水等基础设施也很差，其特征有些类似于巴西的贫民区。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应该扩展到整个城中村，提高城中村的卫生和居住条件。以下讨论的财政和土地规划都涉及了这个方面。

　　4.12 为了提高移民者在他们工作的城市的投资能力，就需要给予他们更好的机会以利用住房贷款市场。他们在农村的财富应该更容易转移(见后)，包括允许其出售农地(或者农地的使用权)和在当地农村企业的股份。提供更多机会使移民拥有自己的商品房，鼓励和允许建立正式的住房租赁市场，这将给予移民者更多的租赁选择而不是选择住集体宿舍和城中村，从而导致更好的社会整合和改进的住房条件。

　　4.13 住房问题是城里所有低收入群体都面临的一个更普遍的问题。住房消费补贴可能会带来“补贴移民”。长久被认可的是，城市扩张、住房价格上升是限制移民到适合水准的自然机制。

　　4.Ⅱ避免过度拥挤的超大城市的出现

　　4.14 前面指出，如果消除劳动力流动壁垒，鼓励城乡人口流动和城市集聚，那么国民收入将大幅增加，城乡差别缩小。然而，仍然存在财政政策和资本市场会向部分城市倾斜的问题，这将鼓励人口向省级城市的过度迁移。

　　在中国，这十年中受到很大倾斜的城市有两个：北京和重庆。表1最右一栏显示，在这两个大都市中，城镇和城市的年人均人口增长率仍有4%~5%，尽管不考虑两个城市的规模。然而，各自的增长来源不同。对于重庆而言，本地的农村居民向城市和城镇转移即所谓的内部移民提供了增长的动力。而对于北京来说，这种增长的源泉来自于省外移民。事实上，上海也面临很高的省外移民增长率。表1也显示，如果想达到良好的人口增长数也很困难。整个省份正在经历人口负增长的时候，而农村人口却在大幅增加。联合国提供的官方数据（该数据基于中国方面提供的信息）掩饰了这种事实。因为倾斜主义的存在，中国许多农村地区现在可能面临着人口过度增长的形势。

　　4.15 如前所述，一个鼓励移民和城市化、但限制跨省流动的办法，就是允许省内无约束的自由流动。最终，广泛的市场化改革将有助于避免超级大城市的出现。特别是，整个资本市场应该向所有的企业、城市和农村部门开放，形成融资市场的自由竞争，从而使那些处于较低行政层级的城市能更好吸引投资和移民。通过确保资本进入高回报领域而不是政治上受宠的地方，这样的改革将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改革资本市场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这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互补，同时也是城乡一体化中改革的一个有机部分。

　　4.16 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政策对政策规模分配的影响。证据表明，纽约和东京这样的超大规模城市在一个国家中的功能是有限的。没有强力的制度和训练有素的管理者，管理超大规模城市的困难相当繁杂。看起来，中国经济增长应重点放在100万到5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许多中国的小城市规模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