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底国务院正式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作出整体性规划后，近两年以来，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北京、广西、广东、湖南、广州、上海等城市相继出台了地方版城市主体功能区规划。

　　记者通过综合分析上述城市正式公开发布的城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发现，其共同点都在于优化原有的城市中心区，大力发展城市新区，建设相对独立于中心城区的新城，以满足新形势下城市整体功能多样化需求。

　　“如何科学合理规划建设新城，如何让新城一经建成就有活力，中国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我们再也不能走过去那种只重视GDP增长、不重视城市建设质量的老路子，新城建设要从人的基本诉求出发，给人以充分的被认同感。”1月28日，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如是说。

　　记者：相比之前的一些城市规划，我们注意到，最近几年，各大城市最新发布的城市规划文件中，提“卫星城”一词的基本没有了，基本都在提“新城”。这意味着什么？

　　杨保军：名词和术语的变更往往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卫星城”和“新城”虽然在位置上都是指一座城市的非中心城区域，但在功能定位和作用上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具体而言，“卫星城”的本质目的在于疏解老城区、中心城区过重的人口负担，重在解决人的居住问题，所以有种说法把“卫星城”叫“睡城”；而“新城”的主要目的是要作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着眼于城市的总体发展。

　　另外，在与中心城区的关系上，二者也有本质性区别。“卫星城”建好后与中心城区的关系较为密切，各个层面基本上都还得依托于中心城区，其发展也需中心城区不断输送营养；而“新城”建好后则相对独立于中心城区，它是城市各个区域经济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新城”是“卫星城”的另一个发展阶段，是卫星城功能定位、作用以及战略地位的升级。

　　记者：就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而言，支持“新城”建设，眼前最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杨保军：政府是“新城”建设的主要规划者和组织者，要想把“新城”建设好，最重要的是做好投资比例分配。中心城区各方面已经很成熟，投资比例要逐渐下降，“新城”的投资比例要逐渐上升。投资到位了，解决相关交通及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才有基本保证，相关产业和人口才会自发性从中心城向“新城”转移。

　　与此同时，一个合理的城市规划，一定要四种力量介入：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应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多考虑他们的切身利益和诉求。

　　记者：如何确保“新城”在建起来后，立即焕发活力、不至于重蹈“睡城”的覆辙？

　　杨保军：首先，在不断完善交通网络的基础上，应尽快解决“医疗设施、教育设施、商业服务设施”这三块软肋。对老年人而言，看中的是“新城”的医疗配套；对年轻人而言，看中的是“新城”的教育配套以及休闲娱乐设施配套等。立体化交通网络的形成可以一步步更新，但上述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套起码要达到和中心城区差不多的水平。

　　其次，相比中心城区，“新城”的真正优势其实在于宜居环境的构建。即便是交通及公共基础设施配套都做到位了，但其魅力依旧不如中心城区，因为中心城区各方面已经很成熟，历史悠久。用什么弥补？人居环境！这方面是可以做到比中心城区更好的。

　　最后，“新城”要想脱颖而出，还必须有独特之处，有自己的特色。在这方面，西方一些国家的“新城”已经做到了。比如英国著名的“新城”———米尔顿·凯恩斯，这里的产业有活力、环境很优美，更重要的是它把一些国际性的商业、休闲娱乐品牌都拉进来了。现在的情况是伦敦的人都愿意跑到这座“新城”来消费。住在米尔顿·凯恩斯城里的人被别人问起住处，就很自豪和骄傲，因为这座“新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

　　而与之相反，在北京，问同样的问题，你如回答住在北京城里，自己会觉得很得意；如回答住在通州，别人会觉得你是买不起房子才不得已选择去通州的。要让住在“新城”里的人有一种被认同感，这样他才会有归属感。要么靠文化，要么靠生活方式，要么靠生活服务设施水平，要么靠教育质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