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以来，我们的先民在与自然界的不断较量与调和中获得生存的权利，由此诞生了景观设计艺术，一种生存的艺术，它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联系，记录了人们的喜怒哀乐。知识、技术连同可信的人地关系，使人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培育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和与土地的精神联系，使人们得以生存并且具有意义。这些有关生存的知识和技术就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

　　中国正处于重构乡村和城市景观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崭新的时代，人与自然的平衡再一次被打破，旧时代的“桃花源”将随之消失。城市化、全球化以及唯物主义向未来几十年的景观设计学提出了三大挑战：能源、资源与环境危机带来的可持续挑战，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身份问题的挑战，重建精神信仰的挑战。这也正是景观设计学前所未有的机遇，景观设计学应该重现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来面目，在创建新的“桃花源”的过程中担负起重要的责任。

　　两种文化，两种景观

　　近些年我游历了全球各地的城市，遍览了数千年的城市历史，跨越了数千里的景观。在旅程中，我看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一类人是普通、谦逊的，但却是健康、多产的，并且生机勃勃；另一类则很特殊、很高贵，但却是扭曲的、死亡的城市贵族。

　　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体验到了两种不同的景观：一种是朴素、真实的，饱含了辛勤的劳动，繁荣至今；另一种则是宏伟、壮丽的，如海市蜃楼一般，但却都已成为废墟，比如古罗马的城市、玛雅的城市。这些已然成为废墟、却曾辉煌壮丽的特殊的城市和景观，都是由那些扭曲的上层阶级在所谓的上层文化价值观指导下建造的。

　　我认真地思忖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第一种属于下层文化，充满了乡土气息，它是隐形的，鲜见于历史教科书中，但正是他们才领悟到了生存的艺术，并创造了真正的景观和充满生机的真实世界；而另一种属于所谓的上层文化，历史上声名显赫，但他们根本不懂得生存的艺术，纵情于享乐与装饰，最终导致产生虚假的景观并走向灭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设计都是由上层阶级来完成的，之后这种城市设计的艺术便沉缅于所谓更尚文明的浮华装饰、纪念碑式的建筑以及“人间天堂”般的花园之中。而现代的城市设计，从理论到实践，仍然还是基于来自希腊、罗马、玛雅以及中国古都等城市废墟中的经验。

　　因此，为了能够建造一个平民的、乡土的城市景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

　　景观设计学

　　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

　　国际景观设计学，尤其是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重建和谐的“天-地-人”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

　　半个世纪以前，已故杰出景观设计学教育家佐佐木告诫我们：“当前，景观设计学正站在紧要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领域，而另一条路则通向肤浅装饰的雕虫小计”。不幸的是，除了少数的例子外，过去十几年中，世界范围内的景观设计学都朝着后者的方向发展了，景观设计已经和正在失去其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丰富的园林遗产和众多园林艺术的理论著作不但没能帮助景观设计学成为一个现代学科，反而阉割和掩盖了其真正内涵。景观设计学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探寻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他资源以获得可持续的生活的实践。

　　重归“生存的艺术”

　　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视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阉割。在混乱的、寻常的海洋中，创造一个奇异的、“天堂般”的岛屿，这是一切古典造园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东西方皆是如此。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皆以网罗奇花异草、怪石著称。这种畸形的、上层文化的造园运动到了清代的圆明园可谓达到了巅峰，她简直就是中国南方园林和当时西方贵族园林的收珍猎奇。而她最大的贡献就是加速、见证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灭亡。

　　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正是中国自己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是猎奇、虚伪、排场、远离乡土、鄙视大众嗜好的“发扬光大”罢了。

　　这种情况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他们的环境与生存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我们应该在一些更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上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些紧迫的环境问题包括洪水控制和水资源管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土地保护和管理等。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给予人们文化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因此，现在到了景观设计学重归土地，重拾在自然灾害经验中、在城镇选址、规划设计、土地耕作、粮食生产等方面累积的生存艺术，重建文化归属感与精神联系的关键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