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人们对地形地物、特定方位及地域范围所给予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文字代号，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语言和文化背景。地名既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象征，也是具有本源意义的宝贵历史资料，是存在于现阶段的，又是显示人地关系变化与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源。

　　宁夏大学地理系教授何彤慧教授对银川市区现状地名类型、组成、层次结构进行综合考察后，发现其地名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充分体现现代都市文化

　　银川市区现代地名体系中，通名种类越来越多样，表征含义越来越新颖和现代，如：桥梁类地名通名，30年前只有“桥”，后来出现“大桥”“立交桥”，再后来有了“天桥”“特大桥”等；住区通名早已打破“小区”“园”等的局限，出现了“花园”“公寓”“别墅”等新型通名，近年来甚至出现无通名住宅区。在专名的选取上，具有全国、洲际乃至国际含义的地名越来越多，充分体现了现代都市文化特征。

　　地名的时代层次性突出

　　银川市区现代地名体系是不同时代地名的集成。新中国成立前形成的地名中，旧城的标志性地物和重要自然景物是重要采词来源，如：北关、南门等，民族街与民生巷地名来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导向；解放初的地名层具有浓郁的红色文化特色，如：解放、新华、前进、胜利、富宁等街巷名和社区名；文革时期有政治色彩的地名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被抹去，存留下来的还有以三线企业命名的点、线、面状地名；改革开放以来，先是涌现了一批以标志性地物、老地名或安置单位名加上通名街、路、巷、村等的地名；其后以祥瑞词加上通名街、路、家园等通名的地名相继出现；再后来更多的面状、点状地名通名涌现，专名也越来越个性化，充满诗情画意。

　　西夏文化有所表现

　　银川市是著名的西夏古都和明清重镇，以西夏王陵为代表，涵盖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文献典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物遗存等的西夏文化，是银川市品位最高的文化类型。

　　蒙古灭西夏后的500多年中，西夏文化成为地地道道的“死文化”，直至19世纪初武威西夏碑的发现和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西夏文物考古发现，才激活了西夏文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银川市将西夏古都作为其旅游文化方向定位以来，西夏文化在银川城区的地名文化中展现无疑，西夏区、兴庆区均为西夏文化色彩地名，另有西夏公园、西夏广场等各类地名，但总体上数量很少。

　　塞上江南文化浓缩在湖泊水系地名中

　　银川平原是具有2000年引黄灌溉历史的绿洲，具有典型的“塞上江南”文化景观。塞上江南文化准确定位应当为宁夏的绿洲文化，在银川市区是以湖泊水系地名为代表的。除湖泊实体地名外，湖泊成为方位代表，也延伸出临湖、湖滨等地名。

　　水系在银川市区为各级沟渠组成的排灌体系，主要的干渠、干沟和部分的支渠、支沟除原地名得以保存外，还被原样或转音转义后应用在住区或街巷地名中，如唐徕渠——唐徕小区等等。

　　地名中历史文化记忆比较淡化

　　银川市有一定数量的明清地名传承下来，以记录城市的历史脉络，但数量总体很少，如：明代地名只有承天寺塔、海宝塔、鼓楼、南薰、清和、宁朔、崇义等几处，其中后三个作为街巷名是后期重新采用的，并非完全的传承。清代宁夏府城的六个门分别是东侧的清和门，西侧的镇远门，南侧的光华门和南薰门，北侧的德胜门和振武门，除振武门外，其他几个门的名称原样或转音转意后在地名中表留下来。

　　民国时期的地名在街巷中有所体现，如：民族街、民生巷、居安巷、中山公园等，但是数量少且分散，代表性差。实际上历史地名有记载的很多是当时的地标式建筑名，如：衙署寺观、街坊牌楼、堡寨墩台等，但是像民国宁夏政府旧址、将军楼、地藏寺等建筑物或建筑遗存尚在的都未成为地名源头，早已消失的地标名更不可能被重新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