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人的城镇化”这一目标建设出发，那么所有“物”都应为其服务，成为实现载体。而这既需要实体空间层面的调整，又需要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支撑，其深层次的问题则是经济、社会、环境、文化以及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据此，王涌彬指出，谈新型城镇化，首先就要理顺从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扭曲的城市发展模式，回归到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城市发展本源。“城镇化不仅仅包含房地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相结合，与社会发展、进步相匹配，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要进一步强调转变传统物质规划的理念和思路，按照人居环境建设的要求，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个层面来综合思考和分析城市发展问题。”

　　避免盲目跃进，实现均衡发展

　　任何一个城市的加速发展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必然面临城市面积增加、商业设施扩容、城市人口总量提升以及城市辐射性发展过程中给城市未来发展带来的诸多机遇等。目前，我国在土地、户籍、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二元结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很多学者认为，城镇化与人口、财政、区域经济、农村建设等都有密切关系，在城镇化这一主题的串联下，有利于推动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和进步。“城镇化不是简单地把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化变更，实质上是在空间结构优化的趋势下，资源调配方式的演进。”上海市松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振亮解释说。因此，城镇化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过程，但没有顺应发展规律的非理性的城镇化发展如今并不少见。“非理性城镇化指的是过于追求城镇化的形式与速度，而忽视其内容与质量的行为。非理性城镇化不仅影响资源空间价值的提升步伐，还有可能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力。”

　　盲目跃进的另一弊病就是会导致城乡实质差距不断拉大，无法形成社会全面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首先要集聚产业，发挥产业支撑功能，使城镇化与工业化相适应并相互协调。

　　有人预计，未来10年，农业转移人口进入或返乡进入县城将成为主要趋势之一，那么这就意味着，已经为业界人士所忧虑的异地城镇化问题，到了必须要直面解决的时候了。

　　把迁居作为非农人口向城市大量的集中、跨越行政区称为异地城镇化；在一个行政区域里面的人口集中，称为就地城镇化或本地城镇化。“我们国家以前异地城镇化的量非常大，过度的异地城镇化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建说，“比如说从迁出地农村来说，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迁出农村以后，就把农村的活力带走了。我们在村庄规划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好多村空心化的情况非常严重，都是老人和孩子在村里面生活。人口一直下降，以至于不知道怎么做规划期末的人口目标了。可以感觉到现在农村的整体状况是活力在减少，趋势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张建指出，现在的城市迁入地过度膨胀。“拿北京来说，北京规定的2020年人口指标早就突破了，如今却还在以每年60万的人口数量在增长。我们刚请了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院长给我们做了一个讲座，他说北京的交通为什么这么堵，如果算一笔账就明晰了，每年人口增长60万，建一条地铁大概缓解50万人的出行压力，但如果人口的增长速度不再控制的话，建地铁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所以现在一些专家学者就提出来一个新的理念，不叫与时俱进，叫与时携行。我们是不是还要追求这么快的发展速度？是不是应该把发展的速度放慢一点儿，把质量提高一点儿？所以，我觉得这种异地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在下一步新型城镇化里面应该解决。”

　　那么，如何解决异地城镇化问题呢？张建认为可以推行几点措施：一是不仅要实行劳动力的空间转移，还要把人居环境的优化同时做好，这样才能提升生活质量，从而促进劳动力市民化的进程；二是解决号新型农村土地的制度流转问题。“如果真正的土地流转政策建立不起来的话，农村人口的合理转移也就谈不上了。”张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