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这个快速发展、急进开发的时代，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保护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文章《徽州的疼痛》中，两位摄影人对于徽州的“现代化进程”的无奈和心痛，警示了时代发展留下的遗憾。如何在改进民生，促进经济的基础上去衡量保护人文环境，需要“徽州们”去用力思索。

　　只要同自由摄影人张建平在一起，他就会谈起徽州，谈起那些让他着迷的古村落、古建筑。每每寻到一个古村落、拍到几张好片子，他总是眉飞色舞，兴奋不已。他曾信誓旦旦地说，我就是为徽州而生的。

　　我知道，他说这话是认真的，更是有底气的。那一年，一个名叫高丽安的法国女作家来徽州，看了他的作品后，执意要与他合作写一本徽州的书。《石与墨书就的儒商中国》一书在法国出版后深受欢迎，而他的《徽州面孔》摄影展在巴黎的左岸更是让法国人着了迷。对于他的这种状态和这份执着，我羡慕且钦佩，期待何时同他一道走走，去拍摄心仪的山村，去追寻梦中的故乡。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有些变了。谈到徽州，他往往会进入一种痛苦状态。痛苦愤怒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所爱”又让他受伤了，时间长了，就变成遍体鳞伤！刚去的一个小山村的一幢清代老房子，转眼就不见了；有的古村因为镇上一声令下，非要杆线下地，硬把几百年的青石板撬了，铺上水泥地面……起先他还不断同村镇干部交涉，给有关部门写信、打电话，后来他就写博客、发微博，剩下的力气他就一边起早摸黑拍片，一边读书研史。把老徽州一府六县志书几乎翻了个遍，时不时还要去北京合肥杭州扬州，追寻徽州大姓的后裔们。

　　冬日里终于得闲，便邀了他，扑向邻省一个远离大道的典型徽州的村庄。本来回归自然，心情放松，只为拍片。可是，现实所见再次让我们瞠目结舌，村中一幢明末清初的老房子已被拆倒在地，冬瓜梁上的“雀替”散在四处，拆倒过后的原址如同火烧，黑乎乎一片，那番景象让人心酸。一打听，买主是上海的，还有一幢也正在谈。我望望身边的他，原以为他又会愤懑甚至发飙。可是没有，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十分沉稳淡定，一声不吭只是不断地换着角度不停地拍。

　　归途，我止不住发问：“你今天怎么少了火气了？”

　　“说麻木有点过，说无奈倒是实话。现在我已想开了，可能时代发展就是如此，个人是无法改变的。需要改变的恐怕是我。现在我的计划就是拼命赶时间，多走多跑多拍。我要同他们比赛，我要赶在他们之前把影像资料留下来，我要让后人知道这一段历史，有一个天堂般的徽州，不能让徽州失去记忆。”他还告诉我，他正在悄悄做一件事，要编一本《远去的徽州》画册，把这些他所知道的一切用摄影记录下来。

　　想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本《老房子——皖南徽派民居》让徽州出了名，上下两册，厚厚的，当年还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不久前，我遇见该书作者俞宏理先生，我问起当年釆访的情况。他告诉我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在《徽州报》当摄影美术编辑，当时只是觉得家乡很美，尤其古建筑有神，就想用相机把它拍下来，做创作资料。拍着拍着感情就深厚起来。

　　那一段拍摄的日子，风里来雨里去，起早摸黑，足迹遍布徽州许多偏僻小村落，包括原徽州一府六县，还包括泾县、旌德、太平等地，大约拍了几百幢古建筑，近万张片子。那时不比现在，几乎都没有公路，除了一辆自行车，就只有靠两条腿步行了。后来江苏人民美术出版社找上门来要正式出版，还真一炮打响了！不少游人包括摄影家画家就是根据这本书来徽州寻梦的。看得出他也很陶醉。

　　我问，“你知道当年你书中的那些建筑还好吗？你知道有多少已经不复存在了吗？”

　　“我还真不知道。我只是听说有些建筑变了，改了。”他说。我告诉他：“有人统计你书中反映的其中一个村的经典建筑已有1/3没了或者改变了。”已是黄山市书画院院长的他先是不相信，随后自我解嘲地说了一句：“都是旅游惹的祸吧。”说完，转身而去了。忽地，我隐约听得一声叹息。这轻轻地叹息，落在心头，我分明感觉到它的沉重，它的疼痛。

　　两个摄影人，他们内心的这种疼痛和无奈，其实就是徽州的疼痛，更是文明的疼痛。

　　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在这个快速发展、急进开发的时代，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保护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现在看来，建设美丽中国，对它们的保护必须要有自觉与自信的意识，否则悲剧将会一幕幕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