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考虑以上有利因素，预计2020年前后，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将会陆续达到峰值点，污染排放全面下降的时代将会到来，从而实现污染控制第一个战略目标。

 

　　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如能陆续得到控制，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环境中的污染物浓度如何下降，也就是中国环境质量何时出现好转。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真正好转，并达到欧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PM10年均浓度40μg/m3-50μg/m3)，还需要20年时间。

 

　　理由是，今后20年如果中国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能够保持中速增长，人均GDP年增速假定为3.39%(取1978-2010年中国人均GDP增速6.78%的1/2)，则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达到1.4万美元左右(1990年美元，PPP)，刚好落入PM10年均值在欧美标准之内。到2030年，中国江河湖泊治理也经历了将近35年历程，根据英国泰晤士河和日本琵琶湖的治理经验，江河湖泊污染治理大致需要30年至40年，由此可见，我们有信心在2030年将中国江河湖泊污染治理成功。故此，可以说中国到2030年环境质量将步入全面好转时期。

 

　　2030年中国环境污染得到全面控制，环境状况开始全面好转，为改善生态系统打下了坚实基础。考虑到生态系统恢复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其治理难度要高于污染治理，我们预计2040年中国生态系统将有可能实现良性循环。

 

　　提出污染物总量减排时间表

 

　　《21世纪》：你刚才提到，预计2030年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将达到欧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这一时间表是如何估算出来的？

 

　　骆建华：欧美国家基本上在1970-1990年这20年间控制SO2、NOx等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1990-2010年这20年间控制PM10和PM2.5等污染物排放，取得了明显效果，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其不同，因而污染控制能力还相对薄弱，加之产业结构偏于重化工和制造业，致使环境质量较差。

 

　　目前，中国人均GDP按汇率计算刚刚超过5000美元，按PPP计算，也刚刚达到8000多美元，相当于美国1950年代初期、西欧1960年代初期和日本1970年代初期水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9年91个国家PM10年均值数据，并根据世界经济史权威专家麦迪逊网站公布的2008年世界各国人均GDP数据，我们做出了PM10年均浓度与人均GDP之间关系图。该图显示，若达到欧盟PM10年均浓度40μg/m3标准的国家，人均GDP一般在1万美元至1.5万美元(1990年美元，PPP)之间。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真正好转，并达到欧美国家空气质量标准(PM10年均浓度40μg/m3-50μg/m3)，还需要20年时间。

 

　　《21世纪》：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是遏制环境污染的根本性措施，你对国家未来的环境减排战略有何思考？

 

　　骆建华： 2015年国家在制定“十三五”环保规划时，应通盘考虑主要污染物减排时间表，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演变趋势、各类污染物环境影响程度以及减排技术条件，分阶段、分步骤地实施主要污染物减排。

 

　　建议减排时间表为：2005年SO2、COD(已实施)，2010年NOx、NH3-N(已实施)，2015年PM10、CO、VOCs、NH3、大气Hg、TP、TN，2020年PM2.5。

 

　　具体减排量以2010年为统一基准年，排放量为全口径统计，包括工业源、生活源、农业源和集中式，建议到2020年，与2010年相比，各主要污染物减排幅度：SO2、NOx、COD、NH3-N四个指标减排20%，PM10、CO、VOCs、大气Hg、TP、TN六个指标减排10%左右。到2030年，与2010年相比，各主要污染物减排幅度：SO2、NOx、COD、NH3-N四个指标减排45%，PM10、CO、VOCs、PM2.5、大气Hg、TP、TN等七个指标减排30%左右。

 

　　《21世纪》：实现上述减排目标，意味着环保投入的增加。那么，你预计到2020年实现污染物排放全面下降的目标，将需要多大的投入？

 

　　骆建华：过去10年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在1%-2%之间，有效抑制了环境污染急剧蔓延，SO2和COD排放量有所下降，但其他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仍呈增长之势，环境总体恶化的势头尚未得到根本遏制。这说明，现有环保投入幅度还不足以遏制环境污染。今后10年，若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环保投入占GDP比重应提高到2%-3%，10年之内大致需要投入10万亿。

 

　　《21世纪》：这么大的投入，资金主要从哪里来？

 

　　骆建华：第一，加大政府环保投入。建议未来10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环保投资每年应达到2000亿元，10年累计投资2万亿元用于环境设施建设和运行。其主要来源：城市维护建设税，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垃圾处理费以及排污费等。政府环保投入来源除以上已有渠道外，建议每年从新增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定比例，用于污染治理和环境建设。

 

　　第二，加大企业环保投资力度。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是排污型企业，2011年环保投资达到2556亿元，在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中占到42%。就工业治污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看，2000年-2002年达到投资高峰，其比例高达10%-11%以上，接近日本1973年至1976年的企业投资水平，但其后一直保持在2%-3%左右。根据美日两国经验，企业治污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一般在5%-7%，可见中国企业治污投资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另一类是环保型企业，在2002年公用事业实行市场化改革后，这类企业投资明显增加，特别是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上市公司已成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三，加大银行绿色信贷力度。银行应实施环境优先的贷款体系，发挥环保融资的主渠道作用，积极实施赤道原则，将环境政策审查作为信贷审查的重要内容和前置条件，增加贷款项目环境绩效考核，优先支持环境绩效好的贷款项目。对于污染防治项目，借鉴国外经验，适当放宽贷款期限、实行贷款浮动利率等优惠政策。同时，进一步落实收费权质押等项政策，为污染治理融资提供更多的创新金融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