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两旁植树，这在我国的周代就是一项制度。当时的道路大都由官方出资修筑，有别于私家开掘的便道，故被称作“官道”，种于“官道”两旁的行道树便叫做“官树”。

 

　　据《周礼》记载：“国郊及野之道路”旁必种树，叫作“列树以表道”，兼“以荫行旅”，即在道路两旁整齐地栽植行道树，使路与非路有了较为明确的界限，也便利旅客行人遮阳挡雨。负责植树工程的往往是一州一县的“长官”。西周时期，国家机构中就专设掌管林政的“山虞”和专管护林的“林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修“驰道”于天下，东到燕齐，南达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树以青松”，即在宽达五十步的驰道两侧，每隔三丈种一棵树，使秦代的林荫大道遍及全国。前秦建都长安，前秦的大臣王猛号召广种行道树，大大改善了长安的市容景色，当时有句民谣：“长安大街，央树杨槐。”

 

　　历经风云变幻，行道树木时有兴衰。南北朝时，曾于道旁设置堠以计里程。韦孝宽任雍州剌史时，下令境内道旁植槐树以替堠，既免维护，又庇荫行人。周文后见，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道旁植树又普遍推行。后人指槐而怀人，韦公便在百姓心中建立了颇可怀念的政绩。

 

　　唐代，“官树”的种植趋向多样化，并由城市向农村延伸。如规定：“种田一亩，种桑两棵。”凡驿站与驿站（道）之间，都要种植行道树。唐开元中期还通令各地，在通道两旁都要种植各种树木，以荫蔽行旅的往来。唐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曾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栽植在拉萨道路两旁及大昭寺四周。这些树被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为唐柳和公主柳，不仅庇荫着拉萨世世代代的百姓，而且表达了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唐代还将发展和保护行道树作为考察地方官吏政绩的重要依据。白居易任杭州知府时，修筑白堤，以桃树和柳树作为堤边行道树，既美化了西湖环境，又使柳树成荫、桃花灿烂。对此，后人王稚登曾在他的《十锦塘》诗中赞道：“湖边绿树映红阑，日日寻芳碧水湾。春满好怀游意懒，莺撩吟兴客情闲。波中画舫樽中酒，堤上行人岸上山。无限风怀拼一醉，醉看舞蝶绕花间。”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为官期间，不但曾“手植黄柏二百株”，而且对种植树木的成活率总结出“植木之性，其木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的经验。

 

　　在宋代，行道树种植范围更为广泛，当时从福州古田县海口镇，直到海南道路两旁，除种上苍翠的松桧以外，还杂种荔枝，远远望去却似一片连绵不绝的林带。有趣的是，当时不少城市的路名，也以“官树”的品种作为命名的依据。如长安的街沟多植高杨，因此被称作“杨沟”，天街两旁广种槐树，俗称“槐街”；曲江池多植柳树，被称作“柳街”……

 

　　元代，曾颁布过比较完整具体的《农桑之制》，规定：“每丁岁种枣树二十株，土性不宜者种榆柳。”明代民间流传种“子女树”的习俗，凡子女出生，就在房前屋后种植树苗数株。襁褓中的婴儿一天天长大，沃土中的小树也一天天向上。待到儿女嫁娶之时，树木亦已长成，可作嫁妆的家具之用。

 

　　清代，植树护林、美化环境的意识更加深入。《赣州府志》载：清初“赣南林业管理归道，县二级直属第二科……若有违犯……重者交县直属二科处理。”为了动员群众植树，甚至作出“不树者，无椁”（不种树者死后不给棺椁）的规定。为了促进植树绿化，清政府指派驻意大利公使吴宗潦从国外引进用途极广的新树种——桉树。清代名将左宗棠在西北广种行道树木，可谓近代林业史上的一项壮举。公元1875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兴筑从陕西通往新疆大道的同时，下令将士东起玉门关，西至迪化（乌鲁木齐），沿途植柳，并贴出告示：“有毁树者，即军法从事”，以加强对新栽行道树的保护。一时间，垂柳夹道，蜿蜒二三千里，使昔日的荒漠大道变为绿色长廊。后人有诗赞曰：“新植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如今，河西走廊仍绿柳成荫，春风荡漾，美不胜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