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城市化不应该是“耗出来”的城市化

　　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同时引发出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保障问题，资源环境保障程度越来越低。从1980~2005年的过去2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水量为17亿立方米，所占用的建设用地为1004平方公里，所消耗的能源为6978万吨标准煤，从2006~2030年的未来2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水量将达到32亿立方米，所占用的建设用地将达到3459平方公里，所消耗的能源将达到20135万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未来25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所消耗的水量、所占用的建设用地、所消耗的能源分别是过去25年的1.88倍、3.45倍和2.89倍（图2），表明全国城市化水平每增加1%所消耗的水量、所消耗的能量和所占用的建设用地越来越大，而且取水难度、批地难度和能源获取越来越大，未来城市化进程中将面临日益严重的资源与能源环境压力。由此可见，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高能耗、高水耗和高地耗的高资源消耗的城市化，这种高资源消耗的城市化在未来20年内将难以改变。试问，我们要的是一个挥霍型的城市化还是一个节约型的城市化？

　　5.中国城市化不应该是“染出来”的城市化

　　伴随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污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也成为污水排放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环境问题成为未来持久制约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1980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为310亿吨， 2009年达到596亿吨，全国有近1/3的监测断面仍然为劣五类水质，失去了生态功能。城市成了环境污染严重且集中的地区，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约20%的城市大气污染严重，113个重点城市中，67%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机动车排放成为部分大中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迅速的城市化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带从1979年开始，每10年白天表面平均温度升高0.05摄氏度，而夜间表面平均温度升高得更快。可见，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业化息息相关，而工业化与环境污染密切相关，城市化就不可避免地与环境污染密切相连了。这种连带关系，使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污染的城市化过程。

　　6.中国城市化不应该是“挤出来”的城市化

　　目前，全国已经有将近一半的人“挤”在城里。不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相继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拥挤现象，表现为交通挤、住房挤、生存空间挤、就医挤、就业挤、购物挤、求学挤，挤来挤去，挤出了水荒、电荒、民工荒、菜荒、粮荒、气荒甚至“心荒”，越“挤”越“荒”，挤出了高房价、高污染、高负荷、高成本、高风险和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的降低，高密度“挤”聚的结果带来了交通拥堵、污染严重、供应短缺、犯罪猖獗、城市系统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顽固的“城市病”问题，呈现出了“城市化大跃进”之后的臃肿和不堪。特别是“高房价”已成了城市化的最大“杀手”之一，现在靠土地财政实现城市化的中国城市，城市本身现代化尚且遥远，但房价却“一枝独秀”，居高不下，中国城市化正在上演一出“挤出来”的城市化大戏。

　　中国城市化进程

　　由亚健康迈向健康的新型模式

　　中国正处在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时期，表现为城市化水平过半的关键时期、城市病问题突出促使城市化质量提升的关键时期、城市化加快面临资源环境压力严峻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四化”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报告力推城镇化战略促进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也决定着世界城市化的未来。

　　1.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坚持的基本方针

　　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刻反思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处的亚健康状态，必须以推进健康城市化为总目标，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主体功能区的要求，按照“循序渐进、城乡协调、集约高效、因地制宜、以大带小、多元推动”的原则，以不断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为核心内容，引导城市化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与适度的发展规模，引导发展城市群，控制发展特大城市，合理发展大中城市，鼓励发展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形成由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及城乡协调发展的健康城市化格局，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城市化健康发展新格局，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紧凑型、高效型、节约型和差异化”的健康城市化道路。

　　2.中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模式

　　以健康城镇化发展道路为指引，提出中国城市化进程由亚健康迈向健康的五大新模式：

　　（1）正确处理好城市化“提速”与“提质”的辩证关系，推行适速适度紧凑型城市化发展模式。如何确保国家走健康城市化道路，关键在于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推行适速适度的城市化，正确处理好城市化速度与质量的辩证关系，使城市化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与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这就要求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对未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作出科学准确的预测，逐步淡化城市化水平的高增长指标，突出城市化发展质量的量化指标和城市化进程的资源环境约束指标，保持合理适度的城市化增长率，该快时慢了不行，该慢时快了也不行，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速度以保持在0.6~0.8个百分点为宜。

　　（2）正确处理好“主动”城市化与“被动”城市化的关系，推行主动城市化发展模式。我国城市化的路径存在着主动路径与被动路径并存的局面。一种路径为主动城市化，农民土地、农村集体组织自主实现城市化，农民主动变为市民，并享受到城市化的红利和成果；另一种路径是被动城市化，把农民土地征为国有土地，把农民变为市民，但进城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还有一些农民坐地“被城市化”或“被上楼”，成了“扛锄头的市民”，农民没有享受到市民应有的权利，出现了一系列维权保障、违背意愿甚至区域剥夺行为。在快速城市化的新形势下，必须正确处理好主动城市化与被动城市化之间的关系，逐渐改变“被城市化”的不合理、不公平现象，真正实现农民市民化，走主动城市化道路。

　　（3）努力协调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胁迫关系，推行可持续城市化发展模式。健康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相协调的城市化，是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是人居环境改善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相结合的城市化。因此，必须坚持城镇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以低资源消耗、低环境代价换取高城市化质量，城市化进程不能超过区域的资源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借鉴德国城市化过程中节能、节地的经验，大力提倡建设节水型、节地型、节材型和节能降耗型城市，推行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相一致的可持续城市发展模式。

　　（4）高度重视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推行城乡统筹型城市化发展模式。我国健康城市化过程是城乡合作发展过程，是有利于农民发家致富的过程，是城乡人口合理分布的过程，而不是农村人口一味向城市过度集中的过程。因为，繁荣的新农村建设是健康城市化的重要基础。因此，解决城市化问题不仅需要从城市层面来解决，也需要从农村层面来解决，要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推进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而推进城市化必须以农村的发展为前提，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取向上必须突出富民优先，确保农村发展与城市化在相互协调中共同进步，在妥善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上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

　　（5）立足我国资源环境实际，推行健康城市化发展模式。健康发展型城市化模式是城市化的终极模式，具体包括六大基本内涵，即：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的城乡协调发展的城市化；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区域协调发展的城市化；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化；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城市化；健康的领导意识与健康的心态相结合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