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能否列举一些这方面的例子？

　　季元振：在欧洲，由于战乱和“蛮族”的统治，人为的原因才造成了罗马教堂的衰落和死亡。中世纪歌特教堂的兴起伴随着封建神权的独裁，但是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存在，所以，哥特教堂仍然保留至今。类似的情形中国社会同样存在。中国木构建筑的艺术水平在唐朝达到了顶峰，但至今仍保留着仅存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两处佛殿（因皇帝不信佛，会昌显德两次“灭法”，下令将所有佛殿毁灭。佛光寺、南禅寺因地处深山老林，政令不通，才免于“死刑”）；其余除自然灾害破坏外，大多是被战争和人为原因故意所致。如20世纪北京城的改造和文化大革命不知中断了多少中国建筑的“寿命”。当今新农村的建设又不知毁去了多少有价值的传统城镇、村落和精美的传统建筑。

　　主持人：这种人为对建筑生命的破坏，给我们怎样的教训？

　　季元振：由于社会的进步，有些原有建筑的功能不能适应，而且这些建筑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不大，需要重建，这是正常的规律。但是很多情况不是如此，前述中国建筑中发生的现象都是属于人为的破坏，是因为人们的无知和狭隘所造成的。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

　　中止建筑生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建筑初建时期的质量和对该建筑寿命的预期以及城乡建设规划的前瞻性问题。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建建筑现已毁掉不少，大多是由上述原因所致。所以建筑的寿命是与建筑所处城市的规划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相关。一个民族建筑寿命的长短反映的是这个民族在基本建设问题上的“科学性”和对建筑寿命的“期望值”；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相比存在很大的不同。

　　主持人：就建筑寿命期望值，中西方文化传统存在哪些差异？

　　季元振：由于中西方在建筑文化观念上的不同，反映在建筑寿命问题上，即对建筑的“耐久性”问题的看法和对建筑寿命的“预期”，两种文化存在很大差异。

　　一般中国的老百姓由于长期的贫困，认为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遮风雨、避寒暑，没有过高的要求。由于几千年来朝代的不断更迭，中国百姓历来惯于生活在战乱、动荡的环境之中，所以他们对建筑寿命的期望是不高的。中国的封建皇朝，长的300多年，短的几十年，甚至几年，这种更迭，大多以“武力胜负”的形式出现。战争中，纵火烧房是最常用的办法，据传，项羽反秦，火烧光了“阿房宫”，所以连皇上建筑的寿命都不太长，何况民间的建筑呢？政局的多变，即使是社会的上层，所谓官宦人家，其命运也掌握在皇权之手，往往是朝不保夕。今日的王公贵胄，明日可能就是阶下囚。而且在这种封建统治之下，一人犯法株连九族，抄家和没收房产是必然的措施。《红楼梦》所描述的贾府就反映着中国社会特有的这种现象。这与欧洲社会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贵族社会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这种社会结构下，谁还会奢求建筑的永恒呢？

　　主持人：影响中外建筑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文化因素还有哪些？

　　季元振：大型公共建筑功能和技术复杂，是建筑进步的“领头羊”。由于我国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围绕着家族的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民众的交往大多以家族为中心。因此，中国传统建筑中缺乏欧洲那样的社会性的大型公共建筑，加之封建统治对人性的压抑，更使得大型公共建筑的类型在中国不能得到发展。中国传统建筑失去了这个“领头羊”,也是造成中国建筑的营造技术在封建社会不能进步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西方社会,从埃及神庙开始,希腊神庙、罗马神庙、拜战庭教堂、哥特教堂、东正教教堂、宗教改革后的教堂，一路走来，欧洲建筑在古代的发展中一直有着一只“领头羊”在领跑，这就是宗教建筑。紧跟其后的是欧洲的公共建筑，这就是希腊剧场、罗马斗兽场、交易所、公共浴室等，到了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公共建筑的类型就更加丰富了。剧院、银行、法院、交易所、工厂、火车站、码头等为资本主义发展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建筑都陆续产生。

　　主持人：这些差异性，对中西建筑寿命及预期有哪些具体影响？

　　季元振：宗教建筑一直是西方社会最为重要的建筑类型，西方建筑传统文化中，一直包含有宗教建筑文化的内容。我以为，以下几点是与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很不相同的。

　　一是西方人追求建筑寿命的永恒性。这种永恒性是因为宗教建筑不是为人的居住而建造，而是为神或者上帝而建造的。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永恒的，所以建筑也同样追求永恒。不管政权如何更迭，宗教建筑是不会被破坏的，除非是战争。

　　二是为了永恒，建筑的结构安全性必须放在建筑诸要素的首位。“坚固”成了建筑三要素之首。

　　三是因为对建筑寿命的高期望值，所以欧洲大多数建筑都选择石材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

　　四是为了追求建筑的永恒，也是由于对宗教建筑寿命的预期值高，所以欧洲工匠在建造时，慢工出细活，把建造的质量放在首位，从不抢工。例如西班牙高迪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9世纪末开始建造，至今已一百多年，还需多少年才能建成也不知道。一个建筑的建造要花费一、两百年，证明了建造者对建筑寿命的预期，起码在千年以上。

　　五是中国传统建筑主要是居住类的建筑。因为人的寿命的短暂，再加上中国社会的长年的不稳定，中国人希望寻找快速建造的方法，中国人传统的木构就是最好的方法。预制装配体系和快速建造，成了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部分。中国的皇权使得中国工匠只能因循守旧，一旦皇室已经建成，任何建筑都不能超越它。中国的封建统治不利于发展中国工匠的创造精神。

　　主持人：这两种不同的建筑文化传统，对我们今天科学的选择和确立建筑物的生命预期有何启示？

　　季元振：要选择对建筑物寿命的预期，首先应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城市规划。如果城市规划是稳定的，我们提高建筑物寿命才有意义。近年来，大批新建的建筑被毁，其原因就是由于规划的改变。北京建都之时，若听从梁思成、陈占祥先生的《建议》，尊重前人对北京城的规划，保留整个北京古城，其意义之大是无法比拟的。规划的延续性不仅关系到几幢建筑的寿命，而且关系到整个北京古城的寿命，关系到几千年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问题。

　　欧洲人在城市规划上的“科学性”、“前瞻性”、“稳定性”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如彼得堡，是一个18世纪初（1703年）才开始准备建设的新城，迄今只有300年的历史。300年来，俄国人坚持着彼得大帝时代当初规划的设想，经过一代代城市管理者、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努力，使彼得堡成为了世界最美的城市之一。对规划的尊重既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为了阻止建筑的大拆大建。彼得堡300年来所建之重要建筑都得到很好保存，其建筑风格都有创新，成为了彼得堡的石头的史书。我相信他们对这些重要建筑的寿命预期，大约是千秋万代。

　　再来看一个新城，巴西的巴西利亚。这个城市是上个世纪50年代才开始规划建设的，当时的巴西总统为了发展中部经济，决定迁都至巴西利亚。该城市由巴西建筑师尼迈耶所负责规划设计的。50年来，城市完全按照规划建设，任何一届政府都尊重这个规划。这也是实现规划设计的“稳定性”的前提。由于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这个美丽的城市，已经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定为文化历史名城。50年已经成为“历史”！

　　主持人：不同的生命预期会影响到对待建筑的不同态度，您能否解释一下？

　　季元振：凡建设都要投入，追求每次投入的最大产出是现代工程设计的最重要的原则。每每看见当今中国大拆大建的现状，你难道不心疼吗？欧洲人搞建筑工程，因为对工程寿命预期长，所以从不急急忙忙、慌慌张张。我曾经在伦敦看见他们在盖一幢钢筋混凝土框架的建筑，几个月过去了，房子仍然那样，好像没有进展。到欧洲去旅游，路边常会遇见工人在修路，那个细致劲儿，让你目瞪口呆。这是因为修好的路要质量第一，他们希望能用很多年。小时候，有个电影“华沙一条街”， 描写二战时，波兰人民地下抵抗组织反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故事。电影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场景，就是华沙的地下城市排水系统的坚固与发达，不仅华沙如此，欧洲很多城市都是如此。地下管线被称作是城市的良心。这就是欧洲城市的建设标准，反映的是他们追求城市建设的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