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来，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规划系主任。目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曾是世博会重点项目“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总规划师。

　　作为城市规划的专家，唐子来对中国正在大规模推进的城镇化，特别是小城镇发展有着深刻的研究。在他看来，中国的小城镇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层面的改革，也需理念上的改变。

　　“从效率看过去的城镇化走不下去了”

　　新视界:在您看来，城市规划的最基本原则是什么?

　　唐子来:城市规划，是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首先，规划是面向未来和针对目标的行动部署，所以城市规划一定是要有理想的。但与此同时，这个理想也必须是可以实现的，这就是理性所在。

　　此外，除了遵循这两个基本原则以外，城市规划还涉及到五个维度，分别是体制、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这与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是相吻合的。

　　新视界: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加快小城镇建设，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城镇化特色是怎样的?

　　唐子来:中国的城镇化，在过去的三十年跟经济发展是一个模式，都强调速度。

　　现在北上广等大型城市已经具有了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人口激增、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短缺……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涌向北上广呢？这肯定是我们的小城镇建设也出了问题。

　　新视界: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唐子来:为了追求GDP，我们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效率是不高的。从效率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城镇化是走不下去了。

　　同样严重的是社会公正，农民工就是最具有挑战性的议题。现在新一代农民工越来越追求自己的尊严、社会公正，利益诉求逐渐多元化，幸福感也下降了，尽管收入有提高，但社会差距也在拉大。

　　“新型城镇化需要制度变革”

　　新视界: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

　　唐子来:关键是制度变革。主要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政体制、行政体制等方面。

　　中国的城乡差距的体制影响比任何国家都要显著，这主要就是因为户籍制度导致了城乡二元体系。其实，户籍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关键是它背后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公平和效率两个方面。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用地产生的巨大收益如何在国家、地方政府、集体、个人之间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这是公平问题。另一方面，现行的土地制度也导致农村土地流转受到阻碍，这是效率问题。比如，已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缺乏在自愿和有偿基础上的退出机制，造成大量农村土地的闲置和荒废。

　　财政体制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应该匹配，这样才能改变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

　　行政体制方面，我国的行政体系是层级制的，这导致什么现象？就是一级一级抽调资源——往往是省会城市发展最好，因为集聚了全省的资源；地级市的发展也可以抽调下面各县的资源，而处于末端的小城镇的发展自然受影响，资源都被上面抽调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