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地质方面还是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均表示，如果有充分的地质底层资料参考，在掌握到的断裂带分布的情况下，完全可以据此在相关范围内科学选址，避开地质风险大的区域，将地震风险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

　　而按照城市规划师从前在他们的专业上学到的理论，在城市的选址和规划开始之前，必须要对地质和地层结构进行分析，可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

　　最主要的两个原因，一方面在于许多城市的相关部门并没有完全掌握到当地的地质详情，有时候这些信息也并不会公开，规划者无法用上。

　　另一方面，则是长期以来防震意识的薄弱。“别说汶川，在一些财力、人力都十分雄厚的大型城市都很少考虑，大都是依据既有土地条件进行。”邓东说。

　　警惕，还要更警惕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傅崇兰看来，实际上从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国家就很重视防震标准的问题了。

　　据了解，地震学界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常识，中国最长的一个南北断裂带，最北端的起点就在北京通州，往南延伸到江苏徐州，但并不活跃。

　　傅崇兰也对法治周末记者举了这个例子，他说北京城这么多年历史形成，在不在哪个断裂带上，可能比较难说，但目前知道绝对在断裂带上的通州永乐店，已经形成经济开发区，政府有责任发展经济，但警惕性还是非常高，把这块规划出来，没有建成城市(应指人口聚集区——记者注)。

　　傅崇兰告诉记者，虽然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建设发展很快，但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对防震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在唐山大地震后一直保持一种高度的警惕，对于历史上有记载的地震断裂带，一般都会尽量规避。在北京的乡村，无论是断裂带、滑坡地带还是泥石流易发地带，一般也不让建民居，已经建的，一般也都让迁走。

　　在昔年的汶川大地震之后，北京、天津、西安等20个城市，已经完成对已知活断层、断裂带监测的全覆盖，但同样是在这些技术资金都不缺乏的大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规模的持续膨胀，又恰恰使已经建成的城市难以根据最新发现的地质状况对城市规划随心所欲地作出调整。

　　邓东认为，这正是现实对规划的制约，怎么办？不能让这座城市择址搬迁，在发现断裂带的时候，可以选择不在这里规划居住功能区和大型公共建筑(学校医院等)，而改为公园、广场等功能区，为可能发生的地震设防。

　　傅崇兰则认为，历史上多年的发展，人类世代积累，早已有了很丰富的抗震防震经验，例如发达地区、地球上多数人口的聚居地区都在北温带，这是人类多年的自然选择，例如故宫的柱杵、圆石这样的建筑，都有实际上的防震效果……这些经验我们应当继承。目前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中其实也多有涉及，但因为专业艰深并且关注度不高，很多人并不知道而已。

　　顾文选对记者说，现实中地质情况太复杂，有些板块几百年不动，大家认为稳定，其实未必。他坚持认为，像龙门山断裂带这样，近些年板块活动很活跃的地区，在其两侧的一定范围内，不能安排居民点，已有居民点的，应当搬迁。

　　截至记者发稿时，芦山地震的“黄金救援72小时”刚刚过去，彼时已有192名同胞离我们而去，但生命搜救仍在继续，只要有一线希望，都不会放弃。与此同时，灾后重建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两次地震，数万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之后的重建，血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