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富强昌盛、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必由之路。经过新中国成立后近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努力，中国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相对现代化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化的规模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和，是西欧的三倍，美国的四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城市化问题已经开始在中国集中出现，人口、土地、环境、资源、生态逐渐成为中国发展中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2003年全国的耕地面积为12339.22万公顷，与上年相比减少了2.01%，全国净减少耕地253.74万公顷；2004年因建设占用、灾毁以及农业结构调整又减少了耕地1718.8万亩。目前全国人均耕地已经由2003年的1.43亩降为1.41亩。我国虽然国土面积大但是土地资源并不充裕，因此，怎样走一条土地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对我们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城镇人口已经达到57706万，城市数量近700个，城市化率达到了43.9%。上世纪80年代我国制定了“控制大城市，优先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政策。但是最近从建设部传来的消息证实，有关方面正计划放开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开始转向走一条“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战略。2008年1月实施的《城乡规划法》中已不再有“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字眼，而是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方针。

　　改革30年的实践证明，依托大城市发展若干城市群和城市带，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应该是我国发展经济的理想模式选择。但是由于行政区划割据和政策倾向的不一致，“依托大城市”的结果往往形成大城市畸形发展的热岛效应，而“带动作用”的结果往往成为周围地区不断塌陷的直接原因。这些年在环渤海经济圈出现的环北京贫困带就是一个例证，同时北京城里也出现了道路、桥梁越发展，城市交通反而越拥堵，城市规模发展越大，人们的幸福指数越低的现象。

　　由于我国东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如果继续沿着突出发展大城市的战略，会不会造成大城市病的泛滥？会不会造成地区间、城乡间的更大差别？这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事情。

　　我国农村土地分为两种，其一为耕地，现有18.27亿亩；其二为集体建设用地，这主要包括农民宅基地、村庄建设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按被征用土地原用途进行补偿，要求征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人补助标准是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但是，由于土地征用、分配的主导权在地方政府手里，拥有名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实际上是没有处理土地的自主权的，这也是造成被征地土地收益不合理分配的主要原因，目前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大致为：地方政府占20%～30%，企业占40%～5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垄断土地市场的弊端日渐突出，另一方面农民自行非法出租土地的问题又无良策根治。这无疑给国家调控土地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难度。看来，土地制度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系列矛盾的根源，大胆创新土地制度已经时不我待，建议有关方面尽快就建立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土地管理制度进行研究。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没有土地作为支撑，大力推进城市化就是一句空话。但是由于目前土地制度中的产权模糊，农民不敢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也不能将土地以抵押等方式融资，从而大大限制了土地的收益。同时，由于农民对于土地所有权的残缺，集体土地的征用过程中出现种种不公的情况也就很难避免，虽然国家反复强调农民承包土地30年不变，但是地方政府随意解除承包合同、侵犯农民合法权益的现象还是经常发生，各地政府协同开发商以“经营城市”的名义，大搞“圈地运动”的事情也是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