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生活的河床，一座城市的变迁，记录了每一代居民和一个城市命运的流转。每一座城市的改造，是突飞猛进的社会中若干个旧貌换新颜故事中的一个。但掩藏在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观下的，是千万个荣辱纠结的民生。

　　中国目前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43个，到2025年将达到221个。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面对形成和再次生长的问题，摩天大楼加空地不可能是城市，一个大都会也显然不仅仅是一堆建筑物聚集在一起。所以，南方都市报和羊城设计联盟共同发起了《多数人的城市》先锋沙龙，规划者、设计师、学者、社会观察家、市民、媒体人等共同参与进来，一起来感受什么是城市，是什么构成了城市。

　　城市与我们

　　美国规划“教母”简·雅各布曾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五六十年代的纽约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在纽约哈莱姆，一些大人物跑去看绿草坪，说，多美妙啊，现在穷人也有这一切了。

　　但事实却是，“他们推倒了我们的房子，将我们赶到这里，把我们的朋友赶到别的地方。在这儿我们没有一个喝咖啡或看报纸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没有人关心我们需要什么。”很多时候，建造者和规划者总在俯瞰这座城市，却忽视了它真实的秩序。

　　但无可避免的，中国大多数城市都随着印钞机开足马力，像吃了发酵粉一般地长出各种造型奇异、冲入云霄的建筑。就如规划学者王世福所说，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快于全球的城市化水平，不管中国怎样批判现实问题，但城市状态实实在在成为中国多数人的状态。

　　老时光和新城市的矛盾，或许是所有城市成长中必须面对的一段宿命，学界、建造者、执政者、市民的语境也往往相互对峙。

　　那么我们让他们来一次正面交锋。

　　这一次的契机是广州一个文艺胜地“红专厂”的去留，这个脱胎于50年代厂房的园区，因为红瓦砖墙的旧日记忆和艺术家的进驻，成为了市民休闲的好去处。然而，它最终可能被抹去，并让位给广州金融城的消息激起了各界意见。

　　理性决策需要专家多过官员

　　余英

　　广东保利地产董事长

　　我在作为规划从业者和作为学者期间，对于古建筑保护、对于城市肌理的保护做了大量工作。一个建筑值不值保护，在我看来最少有两条，第一，建筑本身的质量和设计建造的水平，也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建设得很好的古建筑；第二，这个建筑里面发生过什么事件，建筑可能很烂，但是是伟人出生地或者在里面开过会，就值得保护。

　　1992年我在规划局，检讨珠江新城规划的时候，经常挨领导骂，说懂不懂规划？广州珠江新城又不是北京、上海，要那么多办公楼干嘛啊？多建点住宅嘛。我们就在1992年珠江新城规划检讨时加了一些住宅。前两年又听领导说，你们规划局的专家真是没有前瞻性，珠江新城建这么多住宅，广州现在已经是中国第三城了，赶紧多建写字楼。

　　广州应该由真正的专家决策、学者决策，而不是官员决策，可能对我们更加理性的分析有利。

　　未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会快于全球

　　王世福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

　　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0%的时间点，虽然有水分，但是和世界的50%同步的。按照我们的预判，未来中国城市化的“60%”很有可能和全球60%基本同步，再往更高阶段，假设按照正常的城市化路径，中国会快于全球的城市化水平。

　　这个数字游戏的背后告诉我们，不管中国怎样批判农民工的问题，是半城市化也好、伪城市化也好，但城市状态实实在在成为大部分中国人或者说多数人的状态，即使是农民以及在农村没有办法出来的空心村村民，其中的人依然向往城市状态。

　　拿当今的广州来说，城市最亮的部分———面子部分，在世界是领先的，酒店和豪宅是世界一流的———当然我们先不谈设计的品位。但问题是我们的资源是极度稀缺的，中国未来城市发展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必须实现高效率增长，否则中国未来不堪想象。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美国模式是绝对不适合中国的———人地关系不适合，已经发生过的欧洲模式也不适合中国———我们不可能战争或者殖民，去转移我们消耗和收益这一部分。

　　而在城市更新、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护好保护主义情结，要慎用和善用这种手段，才能使城市得到真正的发展。

　　高效率的城市是我们追求的，同时我们不否认追求高品质的城市，我希望最重要的思辨放在中国用什么样的方式，又能够高效率发展，同时也能有一个高品质的城市———我们不希望我们大家退休的时候，PM 2.5已经是病入膏肓的状况。

　　有趣的人在哪里

　　哪里就兴旺发达

　　闫肖峰

　　《新周刊》总主笔

　　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戏，第一看艺术家来不来，艺术家来了以后美女就会来，美女来了以后诗人和文化人就会来，诗人、美女、艺术家都来了以后，资本家就会来，资本家来了以后官员就会来，就会创造产值。我觉得这样一个链条很有趣，这就是一个有趣的排行榜。

　　城市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池塘，里面各种各样的生物都有生存的空间和位置，也有发言的位置，这样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是有活力的城市。城市社会学还把国际化的标准社区定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在格林威治村里面，在同一个时空里，野心家和落魄者、金融家和要饭的、博士等学者和艺术家同时出现，各种有意思的、有野心的、没有野心的，都可以在“池塘”的某一个位置找到生存的点。这实际上就是进化论，应该给每一种生物留下生长的空间，而不是因为你偏向什么生物就把其它的生物都剿灭，那这个池塘就没有活力了。

　　只有高楼大厦

　　?只有漂亮的废墟

　　许庆亮

　　《南都周刊》执行主编

　　在中国，城市的发展主宰在市委书记和房地产商的手里，他们决定怎样发展，城市就会按照他们的模式发展，构成了一个相对二元的、对于中国发展决定性的力量。中国的整个三线城市基本都是复制粘贴，每个城市的个性都被磨平了，都成了高楼大厦堆砌的、没有个人精神气质的城市。

　　广州有什么好的？最后慢慢归结为一点，因为广州离北京远，离香港近，远离权力中心，有相对的政策上的自由度和宽容度；离香港近，香港的整个公务员系统以及英国留下的管理经验，对于广州这个城市的治理，以及形成相对自由的、高度发展的市民文化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对一个城市来说，决定性的东西不是硬件，而是这个城市的人组合起来的精神气质，如果城市只有一些高楼大厦，只有空壳，只有光鲜亮丽的东西，可能是一个漂亮的废墟，生活在废墟里面能感觉到精神的富足、文化的快感吗？肯定没有。

　　两年前我去过圣彼得堡，如果按照中国人当下以发展眼光看，这个城市是极其过时的的地方，整个城市基本上所有的建筑都是200年以前建的，没有太多新的建筑，如果一个中国房地产商走进圣彼得堡，肯定就像阿里巴巴发现宝藏一样。但你会感觉到弥漫于城市的文化艺术气息和文化修养的地方。一个城市难道只有拆和建，只有不断创造G D P的发展才是发展唯一的路径吗？我们能不能让更多人有艺术熏陶，能够接受更多的更有价值引导的东西，我们沉沦世界的每一个举动，都会在每一个幼小的心灵上投射一个印记，如果我们现在城市有权做决策或者规划的时候，如果是以一种发展利益价值作为主导的城市规划发展，我们对下一代的培育是不是就可以把他们往暴发户的方向培育？

　　每一种思维都有现实的落脚点，社科界学者曾德雄将其归结为“由G D P焦虑引发的文化让位给经济现象”，但城市规划者马向明却反驳城市实际上是被更庞大的一个网络决定的，即使欧美国家，也会规划城市核心区和非核心区的产业功能。而这种说法，又很快被设计师庞伟所否定，因为城市生长有它自己的生态体系，文化的形成则很大程度上靠自发生长形成，并不是说规划放在哪里，产业便能生根成活。

　　我们经常说“国民性”，但实际上真正形成我们的个性的是城市，上海的洋务与精明，广州的务实与商业化，纽约客、伦敦腔……个性鲜明的城市，才会产生个性鲜明的性格。历史传奇、社交乐趣、街角社会、商业人文，城市塑造了我们，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未来，南方都市报将与羊城设计联盟持续召集社会各界，让城市发展融入各种思维和声音。

　　一代人的溃败，才有下一代人怀抱短刃上路的今天。我们在城市的建造中犯过太多错误，所以我们今天坐下来，辩一辩它的真实秩序。●刘烨

　　G D P焦虑下文化何以容身？

　　曾德雄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哲文所所长

　　不能说我们城市的官员没有人文情怀，但是他们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G DP的焦虑”，很多领导一讲话都是危机意识，说广州明年要被天津赶上了，我们的“老三”地位要不保。和政府官员们接触，可以强烈感觉到GDP的焦虑。

　　比如现在广州在讨论文艺聚集地“红专厂”去留的问题，但在这种焦虑的大前提下面，天河这块寸土寸金的地方，容纳像红专厂这样大一块地方，给艺术家做创意，这是不现实的。而且我们国家的土地性质是国有的，特别是城市的土地是完全国有的。政府把土地收回也好、做金融城也好，具有法理的正当性。这块地是政府的储备用地，政府一旦想收回的时候马上就要无条件交出。

　　我当时的观点是，最好的结果是保留一两栋典型性建筑，同时在规划金融城里面留出一点地方，给艺术家继续创作。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提出保留？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风向标的问题，更多体现城市对文化态度的问题，这个就比较重要了。如果一个城市对文化这样一种态度，那这个城市是没有声誉的，文化具有“道义的正当性”。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红专厂，但是听说要拆了，好多人都去，大家关注的其实是一种文化，大家关注的是在这样一种现代化不可阻挡的城市化过程中，自己的精神家园如何安顿。

　　城市更新应该是针灸式的

　　马向明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一个城市面对发展的大趋势，能够做的东西是很少的，我们看起来是少数的政治家决定城市，其实城市是被更庞大的一个网络决定的。城市更新的问题是需要时间和机制解决的。

　　我举一个例子，伦敦的道克兰区，原来是一个码头区，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就衰落了。为了确保城市更新的系统性，英国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公司，区域内划定了企业区，进入可以物业税免税，还有中央政府有专门的资金推动，因为如果靠单一的土地开发手段是很难达到目标。

　　这种更新下，该区域将来一定是一个综合的区，综合区有商务也有居住。在居住区的和公共空间保留原来的建筑作为记忆历史，不同的功能区用不同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商务区下面做了轨道，上面一定是高强度开发，高强度的开发之下很难保留原来那些比较松散的结构。

　　城市更新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我们过去经历了大拆大建、大开大合，我们现在要做针灸式的定点改造，针灸式背后最重要的思想是系统性，要看清楚格局。

　　警惕多数人欺负“一小撮”文化人

　　庞伟

　　广州土人景观顾问有限公司首席设计师

　　我们现在正在讲“多数人”，多数人在政治上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说选举选出了一个总统，但是文化上多数人经常是错误的，文化上的多数人经常在欺负少数人。我们今天语境里面讲的少数人常常活得不容易，要是成为“一小撮人”就非常危险。可实际上多少有意义的事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哥白尼是属于“一小撮人”中的，埃菲尔铁塔也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法国卢浮宫前的“金字塔”也是“一小撮人”干出来的，那时候群众都不理解这些。

　　所以，多数人的城市———或者说好的“多数人的城市”是为少数人的权力留下充分地盘的，是包容、多元的。城市不仅是一个空间意义，更是精神意义。什么是城市精神？广场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辩论的、容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