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国际社会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几条规律性的经验：

　　其一，工业化是城镇化的逻辑前提，城镇化与工业化相辅相成。英国是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它的城镇化过程完全是工业化推动的结果。1760年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技术革命，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走进城市，成为城市工业所需要的产业工人，城镇化自然形成。美国的城镇化起步于19世纪30年代，是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和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而发展起来的，被称为“车轮上的城镇化”。可见，必要的产业支撑是解决进城农民就业的关键，也是城镇化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城镇化不仅是人口集中、城市规模和数量的扩大，还意味着产业转型、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中国的城镇化在改革开放后迅猛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首先来到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城镇化过程相一致的现象。

　　其二，后发国家的城镇化要走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之路。先发现代化国家的城镇化过程都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的自然历史过程，按部就班、顺理成章，而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急于发展赶超，在短时间内要走完发达国家花了上百年时间走过的路，难免急于求成，很多国家在发展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出现“过度城市化”现象，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提醒我们：在后发展国家，城镇化过程如果仅听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任意而为，可能会失去一些平衡，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加强顶层设计，避免失控、失衡。从中国现有的城镇化结果来看，虽然势头强劲，但是因为接纳农民的城镇化政策迟迟没有出台，直到今天，大部分进城农民仍没有取得市民身份。这些为城市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子女入学、医疗、保险、工作等等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城市二元社会。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的城市群发展不甚平衡，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发展落后，这种不平衡将严重影响中国的整体发展。所以顶层设计不仅应包括农民转市民的一系列政策，也应包括产业结构设计、城市群区域分布设计以及城市梯次分工设计等。从世界城市发展现实中，不难看到，很多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点不是大城市，而是小城镇，最具特色的旅游胜地也是小城镇，小城镇的工业、教育、文化都可能形成最具特色的产业而闻名世界、造福一方。

　　其三，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应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同时发生、协调发展的，这也是一个城镇化的规律。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农业相差几十年，中国工业化程度已能够使农业走向更现代化的大生产，但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使我国农业仍然保持在小规模分散化的传统生产模式上。城镇化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良好契机，前提是实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让少数农民可以把土地集中起来，使用大规模农机具进行产业化经营，这样不仅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也可以使出让土地的农民增加进城的资本，解决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