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城市建设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如何规划，如何建设，时而受政治的左右，时而受经济的影响，时而被重大事件冲击。中国城市建设的根本性定位到底是什么，照搬西方的建设模式是否适合本国实际，怎样避免城市化的负面影响等问题都没有深入研究，更没有明确的答案。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实际上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女孩”。

　　其次，城市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这里所说的远离自然，既包括密集的建设项目对城市花草树木的大面积蚕食，也包括城市扩张对周边农田的大面积侵占，城市在消灭农村的同时也在消灭着绿色。这种以建筑为主体的城市化，能够很快地见效果，使城市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褪去了自然的肌理，变成了水泥森林。

　　其实，最明显的还是对传统建筑文化的背离。城市是人造的“第二自然”，怎样建设完全可以由人说了算。不过，是根据自然条件行事，还是根据主观意愿行事，产生的结果却截然不同。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在速度和规模上都超乎寻常，让世界视为奇观，显然与人定胜天的信念有关，“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就是这种信念的一种典型表达。在我看来，这种热情有余的表达，恰恰是背离传统建筑文化的结果。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因天材，就地利”历来是城市建设的基本准则，这里有“象天法地”的规划原则，有“因地制宜”的取材途径，有“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效果追求，有“物有天然之趣”的制作工艺等等以自然为本的种种讲究。唐以后，中国的都城建设之所以离开陕西而东迁，不能不说与这里千余年建都带来的大兴土木，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有一定关系。所以宋人刘过在《龙洲集·襄央歌》中就有“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的说法，其中“人定”和“胜天”是并列关系。意思是“人要安守自己的本分，才可能赢得天的庇护”，与中国历史上“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看，“先污染，后治理”并不具备普遍性上世纪40年代美国有两座城市发生了有毒烟雾事件，而邻国加拿大却没有类似事情发生；50年代伦敦也发生过雾霾毒死人的事情，一衣带水的法国并没有重蹈覆辙；今年在北京重度污染的那些日子里，两百公里外的承德依然是碧水蓝天……城市的生态环境如何，决定于城市建设与城市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各种环境灾难都是过量建设以至于超过城市承受能力的必然后果。这一点已经是人们的共识，理应成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终极标准。

　　增加城市的绿色水平是获得良好环境的有效途径。从上个世纪开始，吸取前人的教训，“绿色”就成为一些国家城市建设的基本准则：50年代末，由牛津大学担纲的大伦敦城市规划中，就制定了以林带控制城市发展的“绿带”计划；莫斯科在战后建设中也是绿色先行，除了公路两旁，城市边沿更是种植了大片树木，形成森林包围城市的态势；被视为世界第一城的纽约尽管有高楼林立，城市周边的茂密林地也是一道重要的生态屏障；同属于河北的承德之所以没有被灰霾包围，也肯定与55%的林地覆盖率有重要关系。

　　总之，中国城市要彻底走出灰霾，关键还是要恢复城市的自然属性，这才是城市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作者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