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为北京做智慧城市规划咨询顾问的黄波分析，智慧城市的建设困境是：一方面面临海量计算的需求，智慧城市需要无数摄像头、无数传感器、无数新的应用，支撑这些应用，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建设。而另一方面，信息化投资的运作效率又太低。

　　新能源、物联网、智慧建筑、绿色经济，这些备受瞩目的高新概念已引起了越来越多决策者的注意，并且频繁地出现在了各种政府文件中。这些带着光环的术语能真正发挥出“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作用吗？还是新名词掩盖下的面子工程？在建设智慧城市的进程中，如何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展的另一种视角

　　兴建环保、绿色的智慧城市是当下的热门，可谈起这个时髦的话题，首都博物馆总工程师祝敬国却忧心忡忡。

　　祝敬国是在中国实践智慧建筑的先行者之一。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已经将上海博物馆改造成了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智能化博物馆。精确消耗能源的智能体系不仅很好地维护了文物的保存，还比改造前的博物馆减少了60%的水电气消耗，仅电费一年就能节约三百多万元。

　　2000年初，筹办奥运会的北京需要盖一批配套建筑，首都博物馆新馆被列入名单当中。祝敬国加入了首都博物馆的新建工程中，担任总工程师。

　　为了体现节能、环保的“绿色奥运”精神，祝敬国和他的团队利用首都博物馆一万三千平方米的巨型平面屋顶，做成了5000多平方米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些太阳能光伏电池板的最高发电量能达到300千瓦，满足了博物馆里所有照明用电的需求，不再需要外接电源了。祝敬国因此拿到了住建部颁发的“绿色工程奖”，这代表了中国政府在该领域对他的最高认可。

　　当时太阳能光伏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也是政府和企业蠢蠢欲动想要进军的新领域，所以祝敬国时常被专业期刊约稿，被种种论坛、会议请去作报告。“可是后来他们就渐渐不再叫我去了，因为我总是坚持自己的观点，给他们的开发热情泼冷水。”接受采访时，祝敬国说。祝敬国的观点是：太阳能光伏系统一定只是一种补充手段，在某些条件下是有效的，且应该采用的，但“在我们通常的城市居住环境下，并不适宜”。

　　他认为自己建立的首都博物馆太阳能光伏系统作为样板工程是可以的，但并不具备广泛的示范作用，因为“对太阳能光伏的开发必须因地制宜，在中国大面积推广行不通”。它适合运用于人口密度小、日照强烈的地方。比如荒无人烟的青藏铁路，铁路的所需信号系统都要用电，按照传统的方式就得盖电厂、发电、再传输，不仅投入巨大而且在传输过程中还会有大量损耗，能源使用效率很低，这种情况下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就很恰当。

　　“但我们城市里的房子，别说屋顶了，就是墙面全部设计成太阳能电池板，摊到住户每个人才能有多大的面积？发多大的电？而且这么大的建筑密度，都用太阳能，把太阳能都吸收转化成电能后，对气候对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祝敬国说。然而，相关产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2000年初祝敬国做首都博物馆新馆工程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商。2006年至2007年，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增长份额就已经居世界首位了，到2008年，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生产国。

　　可太阳能电池板的市场需求却远远跟不上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方兴未艾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在2009年就遇到了冰封期，众多太阳能电池板企业破产倒闭。2011年，曾在无锡市政府帮助下创建的尚德电力公司，在上市五年后负债总额已达到35。82亿美元，华尔街投资机构对尚德股票的评价是“破产重组是其唯一出路”。在祝敬国看来，太阳能光伏产业“造富运动”的幻灭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这种需求是一种概念化的需求，而不是真正的生产生活需求。”祝敬国说，“所以现在绿色建筑也好、智慧城市也好，我都非常担心，如果我们没有一种冷静、科学、深入的认识，一窝蜂地盲目跟风，就会出问题，投入会打水漂。”

　　“智慧城市”的发展与困境

　　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在21世纪初期走到了城市化的分水岭。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现在每年有一千多万农民转移到城镇，这是必然趋势。”2010年，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在中国，到2020年，估计会有6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3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70%。

　　但另一方面，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我国的人均居住标准和所消耗的资源成本都在快速上升。如果按既有模式发展下去，我们50年后的居住环境就会变得更热、更干、暴雨频发、极端天气出现更多。

　　因此，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交通问题、能源隐患、对灾害缺乏应急响应等等“城市病”正越发凸显，并一次次挑战着传统城市的承受极限。当传统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已不可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智慧城市能否成为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呢？

　　祝敬国说：“我们希望用智能化系统、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提高我们城市运作的效率，提高城市的安全、稳定、可靠。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设方向毫无疑问是必须的。”未来的智慧城市应该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也就是说，智慧建筑本身是自我循环的整体，能够产生能源，能够自身对垃圾、废物进行处理，并且进行循环利用；智慧交通为城市间提供通畅的无缝连接环境；智慧电网将各种可再生能源接入城市系统中。各个角落的传感器把城市运营的数据汇集到一个控制中心，由控制中心进行整体优化。目前我国已经有90个大中小城市成为智慧城市的试点单位，47个副省级以上的城市都做了智慧城市的规划。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秘书长张建宁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现在正值智慧城市的建设高潮时期，我们看到部委之间的政策在打架，同时地方政府的领导们也蛮着急，都希望把本地区建得智慧一点、聪明一点。”

　　47个城市规划了智慧城市的美好愿景，但在目前信息化机制下，由于很多部门分别建设，最后得到的可能只会是一个杂乱生长的丛林。

　　据为北京做智慧城市规划咨询顾问的黄波分析，智慧城市的建设困境是：一方面面临海量计算的需求，智慧城市需要无数摄像头、无数传感器、无数新的应用，支撑这些应用，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去建设。而另一方面，信息化投资的运作效率又太低。

　　2013年5月29日下午，在中国国家会议中心“信息化与智能城市”的论坛上，黄波抛出了他的疑问：“很多城市的信息化投资并不少，几个亿、几十亿的投，但这些钱花哪去了？效果怎么样？”在这次论坛上，很多专家达成的比较一致的共识是：我国不缺乏对智慧城市的关注，缺的是一个能有序、合理地推进这些规划的统筹管理体系。“我们要建设智慧城市”的诉求往往被当作一个布置下来的目标和任务，但其本质上，“智慧”只是为了延长城市生命周期的一种手段而已，可持续发展才是目的。

　　避免“慌不择路”

　　在祝敬国看来，我们的人口密度不堪重负、资源紧缺已迫在眉睫，这时候就容易“慌不择路”，没有脚踏实地的去研究真正有效、实用的工程，“为了智慧而智慧”，把绿色环保表面化，反而是在走弯路。国际上不乏高效运作的智慧城市案例，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平台的搭建者和维护者。在德国，政府将对建筑物的“可持续性”评估系统纳入了法律条文。德国的建筑工程师StephanBecsei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有一套评价建筑的工具，准确量化各种建筑的绿色度，尤其是新区的房子都必须接受评估。而人们在选择入驻这些商用或住宅楼宇时，就会考虑这些评估结果。没有人愿意住在一栋可持续性很低的房子里。”水资源的利用率是绿色建筑的评估标准之一。德国新城区房屋几乎每家每户都安装雨水采集和管理系统，政府出经费支持私家住宅储存雨水。“我家的雨水储存系统已经运转10年了，家里用水的地方有两个龙头，其中一个接着自家的雨水水库。我用雨水洗衣服、浇花、冲厕所，节约了大量的自来水，我觉得用雨水来洗澡都是没问题的，只是我妻子不允许罢了。”Stephan说。

　　我国台湾地区是亚洲第一、全球第六的绿色经济体。2011年，“台湾推动绿色项目办公室”成立，作为绿色贸易的整合平台。

　　台湾的塑料瓶回收率是100%，各式塑料瓶加工企业会把它们制作成衣服、毛巾等绿色纺织品，这些产品在台湾早已形成规模经济，有稳定的市场和平易近人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甚至还成为了世界杯的服装和帽子供应商。

　　“台湾推动绿色项目办公室”副执行长温丽琪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了政府机构在推动绿色经济方面所起的作用：“现在有政府的‘绿色采购’的规定，目标是将90%政府的预算都花在绿色产品上。”

　　在台湾地区，无论是智慧绿色建筑、清洁能源还是环保产品，均出台了整套评估体系和认证标准。而环境管理制度则从法律的角度推进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如《室内空气品质法》规定，所有公共场所必须安装空气指标监测仪，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是被管控的，如果公共场所空气污染指数超标，所在地的业主或组织就要接受罚款。

　　2012年12月，我国住建部颁布了《国家智慧城市（区、镇）试点暂行管理办法》，对评判智慧城市的指标体系作出了规定。

　　祝敬国说：“智慧城市已经出了国家标准，但从管理的力度来说，这还是一种倡导而非强制。智慧城市应该是一种强调工程内涵，完全站在用户与环境需求的功能角度上来考虑的工程。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工程的实用价值和运作效率，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