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北京市群众演出团体最集中的景山公园，率先试点“限声规”，规定园内表演团队使用音响音量不得超过90分贝，并设专人负责检查，一个团队如出现10次超分贝音量，将不得再进公园内活动。

　　公园是公共场所，理应就是公共活动场所，这区别于私人场所的性质。而在公园内的人群，诸如合唱团等如果过分的声音影响到别人，甚至将公园内的鸟儿都吓跑了的话。公园就顿时变得性质消失，成为这些合唱团的园子啦。所以，北京景山公园的尝试不是一个坏主意，将超过90分贝的合唱团请出去的做法值得肯定，不过，如此“限声规”到底能走多远，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在“限声规”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一劳永逸，而且是如何能将这样的书面协议书生效成为一种长效机制，锻造人们群众的素质，避免影响到其他在公园内活动的人。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道理就是外部效应。即人们在活动过程中，影响到其他人效应。比如公园内的合唱团发出的噪音就是一个负效应，而又比如蜜蜂给苹果园采蜜又授粉的过程就是一个正效应。所以，如果能够将那些合唱团的声音从负效应转移成为正效应的话，那就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情。合唱团的声音之大，超越了人们的接受极限，那就是负效应;合唱团的声音恰到好处，能够愉悦人们的身心，那就是正效应。而从负效应到正效应的转变，最为重要的就是人们素质的提升，这个素质的提升需要有关法律的支撑和道德的约束。但是，在公园的相关规定中，关于声音大小的约束正好是缺位的;剩下的人们只能依靠道德规劝来解决。

　　但是，仅仅依靠道德规劝不仅需要增加更多的公园劝说队伍，增加公园的成本开支，而管理人员的增加无疑将公园人数的饱和程度提升，造成公园的拥挤。这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毕竟，人们素质的提升仅仅依靠道德一条硬杠杠是不能奏效的，更需要在法律的层面上进行约束。尽管在噪音污染防治办法中，规定了罚款200元到500元的条款。但是，到底如何执行倒真的又称为一个问题，即如何检测为噪音污染问题，从技术手段来说很简单，但是技术的测定需要人的支撑。可见，即使有了法律规定，对于公园内的噪音问题还是比较棘手。

　　现实中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公园本身作为休息的地方，而合唱团等团体既不能在小区内练习，又没有固定的场地，公园往往就是一个必有的去向。所以，如何解决这个群体的活动范围和公园的矛盾也必须提上日常来。“限声规”的签署明显就是将合唱团作为一个规避的团体限制在公园之外，但是，限制之后，他们要去向哪里呢?而他们如果再公园内，实际上的合唱团效果就不会发挥，这真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需要很大的智慧才能解决。“限声规”在短时间内可以发挥作用，但从长远看，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