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连任的上个世纪70~80年代，科尔曼大力推动城市建筑规划，建造了“人民轻轨”（People Mover），促成福特公司的“复兴中心”（3.5亿美元建成，1亿美元卖给了通用），联手通用在城内建造了465英亩的高科技工厂（为此拆迁4000名居民，只雇用了1300人）。科尔曼破坏了社区，将之建成厂区。怎料到厂区没有带来经济繁荣，而拆散的社区也难以恢复。人与人之间丰富、多样、多元的互动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社会社区生态水土流失，城市经济便失去孕育新商业的温床。一旦老商业衰落，城市生命力也随之萎缩。

　　同一时期，席卷美国的平权运动和反隔离给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带来了迁徙自由。未曾料到的是，大量高收入、高教育背景的黑人家庭迁徙出原来的居住区域，到传统上白人的居住区。这些精英原本是黑人社区的楷模。当成功的邻里榜样消失后，社区的奋斗精神和风范也随之而去。这是社会平权领袖没有意料到的另一个后果。

　　拯救“底特律”的方案

　　城市，所有的繁荣都有不同的上升轨迹，所有的衰落都以相似的方式落地。要避免“底特律式的衰落”，建设和管理者必须在（1）鼓励横向产业竞争（competition）; （2）孕育人文社区（community）；（3）激发经纬交错的连横（connectivity）；（4）容忍“离经叛道”的创新（creativity）这四个“C”上下功夫。

　　与底特律相似，纽约也经历了纺织产业独大、兴盛到衰落的周期。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央公园，天黑后是贩毒和抢劫的天地。不同的是，纽约开始接纳各种各样的产业，从金融到设计。横向产业之间交错竞争带来丰富多样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机会”，城市生命的代名词。让各个经济阶层和智力水平的人都有机会谋生、梦想、奋斗，这是城市兴盛的不二法则。

　　人文社区就是城市生长的“植被”。二战后，纽约附近建设了大片“莱维特镇”（Levittown）。它开辟了郊区化生活的新时代。但是，这种别墅式的独居生活也解构了城市有机体。下班后的城市中心变为“鬼城”，犯罪猖獗。印度孟买的达拉维（Dharavi）有全球最大的贫民区，但犯罪率并不高。达拉维的居民之间形成有机的人文社区，相互照应，相处平安。和善的人文社区有助于降低犯罪率，提高安全感。这是城市重要的“风水一脉”。

　　市民交往，特别是面对面的聚会，至少有三种生产力：带来社交满足感，激发新知识，派生商业机会。因此，有同样见识的社会管理者利用各种手段，通过城市公共场所、网络信息技术和商业区域规划，来促进市民之间纵横交错的聚会。在他的《美妙和善之所》（The Great Good Place）一书中，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建议，城市繁荣的要诀之一就是培育快乐人际交往的“第三地”（注：第一地是家；第二地是工厂）。

　　只有容忍“离经叛道”的创新，才能促进城市长久的繁荣。底特律告诉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有周期。依赖单个产业的城市难躲过周期性的衰落。我居住的卡尔加里过去是一个石油城，经历过二次能源周期性衰落。但最近10年，它逐渐演变为文化活动、信息技术和生活丰富的宜居城市。与其他城市相比，2008年的危机对它只有极小的影响。如何培养一个城市创新的地理风水？研究创新的弗洛里达（Richard Florida）总结出下面的要素：丰厚的劳务和人才市场；宽容的文化；各种层次的艺术活动；便利的公共交往场所；多元的社会群落。

　　“想象经历一次底特律经验，它会对后来的城镇化有启发。”这是一位美国人对中国朋友的忠告。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项目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