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景观设计师是一个不太熟悉的职业，奥姆斯特德(1822-1903)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位美国景观设计之父把公园作为“文明”的场所纳入美国城市，其代表作品如纽约中央公园、布鲁克林展望公园、波士顿和布法罗公园系统、斯坦福大学校园、芝加哥“滨河村”社区等均已成为美国景观设计的宝贵遗产而影响深远。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身处19世纪美国城市化上升阶段的奥姆斯特德持有一种城市进步观，对其迅速发展坚信无疑。然而，被称为“城市病”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拥挤嘈杂、污染加剧、疾病蔓延等。有人希望阻挡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人则想逃离城市。

　　奥姆斯特德看到城市高度人工化环境和特有生活方式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威胁，以及由此导致的冷漠、猜疑和敌对等负面情绪在人群中扩散。他认为如果任由弊端发展，人类在健康、美德和幸福方面的文明进步将会受到严重危害。城市规划必须为减轻、对抗和逆转这些负面影响提供机会。他从人的本能需求——休憩活动入手，为城市开出了“解毒”药方:提供令人愉悦且方便到达的公共休憩空间，让久在城市“樊笼”里的人“复得返自然”。

　　最好的艺术能够在公共场所使用并且为所有人欣赏

　　城市公园是包容而普惠的，不同社会群体均可以从中受益。奥姆斯特德指出，公园不应该是只供少数富人和绅士们享受的奢侈品，相反，它应该为辛苦工作但收入微薄的广大劳动者带去无尽的快乐。实际上，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者，工薪阶层还是商界人士都需要身心放松恢复的场所。公园对于病人、妇女和儿童等群体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高品质的公园还有助于留住富裕阶层并吸引广大游客和潜在定居者。

　　公园还具有社交、审美、道德、经济等多重功能。奥姆斯特德特别强调公园的艺术性及其熏陶、教化作用。在他看来，最好的艺术是能够在公共场所使用并且为所有人欣赏的艺术。公园是由艺术塑造的自然美景，是艺术和自然的统一，是城市文明化的高级产品。作为艺术产品，公园同诗歌、音乐一样“直通人们思想深处”并慰藉人的心灵。作为“文明教育的媒介”，它甚至可以媲美博物馆和美术馆。奥姆斯特德还以当时纽约中央公园游客增加与酒吧酗酒者下降来力证公园的文明教化作用。

　　奥氏思想中公平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突出且紧密关联。他认为提供公共休憩场所不是为了满足部分居民当下的需求，而是符合全体居民和几代人的长远利益。为此，就不能迁就于房地产所有者的个别利益。他反复强调要充分预测到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将带来的休憩空间需求，城市当局应未雨绸缪对公共休憩用地进行储备和规划建设。否则，未来被迫改造弥补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公共休憩场所一旦形成就具有永久性，成为城市规划中最不能随便改动的要素，其价值将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升。奥姆斯特德反对支离破碎、各自为政的公园开发模式，强调公园系统的系统性，即公园、林荫道、花园、绿地、水系等相互连接成有机整体(他设计的波士顿公园系统以“翡翠项链”的雅号闻名于世)。他很看重供全体市民享用、具有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园，但也强调普通用途的小公共地块要尽可能地均衡分配，为各个居民区提供便利平等的公共休憩服务。

　　以自然为“樊笼”:对中国的启示

　　奥姆斯特德认为公园系统有助于增强城市的魅力和宜居性，这与近年来美国城市社会学家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遥相呼应。该理论认为，在知识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创意阶层具有后现代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城市的包容性和生活品质。城市规划建设只有符合这些偏好才能吸引创意人才，资本进而跟随而至。全球化加剧了城市对于资本、人才和游客等的争夺，“宜居城市”或“生活质量”的世界排名已经成为资本和人才选择落户点的重要参考。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城市宜居性的核心要素，为了眼前商业利益而牺牲生态环境和生活品质的做法只会使中国城市最终沦为竞争的输家。

　　奥姆斯特德认为公园有助于提高生产能力和劳动力。在当下之中国，城市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问题愈发突出，但目前的政策还局限于住房本身而没有对休憩空间给予足够重视。实际上，保障性住房有限的户内面积使得低收入群体对公共空间的需求更为强烈。很多保障性住宅小区不仅室内狭促拥挤，而且公共休憩空间严重缺乏和品质低下，或者因位置偏远而难以方便地享用。居住方面的社会公正不仅体现在住房供给上，还体现在公共休憩空间的分配上。

　　时至今日，我们对城市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已经比奥姆斯特德把公园景观作为自然来理解要深入得多，“生态城市”、“绿色/循环经济”等概念涉及交通、能源、建筑、产业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来看，奥姆斯特德笔下市民“享受新鲜空气的权利”属于生态权利和生态正义的范畴，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下不同阶层的公正问题，更要考虑代际间的公正问题。一个以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自然环境和生态安全被破坏、地域特色和文化个性丧失为代价的城市化模式既不值得自豪更不值得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