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开发出来的新区没有人来买房，新城只是领导拍脑袋想出来的，那么这种新城很难成功。”袁奇峰曾主持广州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的规划，他告诉记者珠江新城带来的启发是，培育新城需要很多要素集聚，需要公共财政的长期投入，这个培育周期怎么也要20年。

　　地方债危机积累专家呼吁建立问责机制

　　今年以来，随着经济增速回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地方债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全国人大财经委此前指出，一些地方靠举债盲目扩张，造城地方债务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日前，审计署证实2013年全国政府性债务大审计全面开展。这标志着国家层面正在摸底地方债。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日前在“中国城市发展夏季论坛”上指出，如果按照严格的审计，比如美国底特律的那种算法，有些地方政府已经破产了，只不过后面有国家信誉在维持。

　　根据审计署此前的披露，2012年，我国有9个省会城市本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率超过100%，最高的达188.95%，如加上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债务率最高的达219.57%。

　　参与大同新城规划的规划设计师告诉南都记者，新区都是伴随城镇化的过程，要将人口和产业结构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有些地方不具备发展新区的条件，没有产业支撑就会造成空城，政府的前期投入也无法收回。

　　根据审计署的统计，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本级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7746.97亿元，占这些地区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的54.64%。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呼吁，要建立以市政债为主体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通过立法，明确宣示中央政府对市政债的偿还不承担责任。在实际运行中，应该允许若干基本没有系统性风险的中小规模的市政债违约事件发生，以建立中央承诺不担保的可信度。

　　马骏还强调，对部分有系统性风险的大城市违约案例，应该采用在中央或省级政府支持下的债务重组方式，涉及事件的市政府官员必须承担最大责任，地方首长免职、地方政府开支大量削减必须成为上级政府帮助重组债务的条件。

　　健康的城镇化要有需求。现在之所以出现一些造城运动，就是脱离了这个需求。空间生产过头了，脱离社会实际需求过多了，就会出现“鬼城”。

　　现在地方政府一把手的权力太大，不受限制，一把手决定了地方的发展。只有一把手听你的，这个城市才能听你的。

　　——— 杨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