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机制科学性不足

　　记者：城市化过程的同时带来了很多问题，类似于强拆等一些激烈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产生这些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尹稚：中国的城市建造到今天，如果说谁负有更大的责任，应该是目前的决策机制和体制负有更大的责任。首先，目前的体制科学性不足，即决策程序中科学所占的成份比较弱，而行政首长的意志在其中占的份额比较大。比如说一个市委书记喜欢某一个树种，就可以不顾生态群落的基本要求，全城就种一个树种。某个市长喜欢一个颜色，也可以不顾一般的美学通则，把一个城市盖成某一个面貌。

　　另外，就是我们真正生活在里面的市民对城市建设的发言权不足。我们修条路、盖个房子，什么时候征求过使用者的意见？通常不是政治权威定，就是技术权威定。市民肯定要说“我天天住在这房子里，凭什么我没有发言权”。整个决策过程，公民没有太多发言权，没有渠道可以表达正常的诉求。到最后，散步、拉横幅，或者一些更极端的行为反而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些情况在旧城规划中尤其明显。旧城的产权都是定案的，市民的既得利益怎么保护？如果出于所谓的公共利益可能损害个人利益的时候，怎么补偿？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谈判进程。如果明明没有这种实力，采用强拆或者资产掠夺的方式，只能积累更深刻的社会矛盾。本来旧城改造只是一个好不好用的矛盾，后来直接上升到意识形态的矛盾，一个政治级别的矛盾，最糟糕的结果是把问题升级到对制度不认同、不满意这一层面，这完全是这套体制人为造成的。

　　城市化既是人改变环境的过程，也是环境反过来改造人的过程

　　记者：城市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那么城市规划好了是否就能尽量避免这些社会问题？

　　尹稚：好的物质环境能够创造好的生活，这曾经是城市规划行业的一个信仰。但是一两百年实践后，我们发现，有时候这句话是对的，有时候不那么靠谱。简单举个例子，中国城市化发展初期，在长三角、珠三角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这就是城市化初期人们对个人生活的认识已经到位了，但是对城市生活没有基本认识的表现。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说人的视野是不断放大的。大家现在对“齐家”有了概念，对于什么样的家更好过日子已经有了普遍的认同。但对于什么样的城市更好过日子？为了建造一个好过日子的城市需要遵守什么样的行为规范？需要为这个城市贡献什么？这些是需要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逐步养成的。等大家普遍有了这个认识后，就会意识到乱排水、乱丢垃圾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最终还会损害自己的利益。然后就知道要集资修路、集资建安全的供水系统、集资建垃圾转运场，政府开始投资做各种垃圾处理系统。这是一个人类从个体化生存到集群化生存，再到高强度集群化生存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人改变环境的过程，也是环境反过来改造人的过程。

　　城市规划的国民教育是软肋

　　记者：那您是否认为城市发展的不好是全民责任？

　　尹稚：是这样的。但首先是中国城市规划教育与规划职业的责任。过去我们总是关起门来看城市规划，总认为这是一个专业领域，是一个专业学科。其实城市规划有专业化的一面，还有大众化的一面。大众化就是要人人理解城市，人人理解在现代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基本行为准则，提高全民对城市的鉴赏能力。让市民理解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与人为善的，什么钱是值得花的，什么钱是不值得花的。

　　西方在其200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一直是沿着两条主线走。一条是技术路线，即从专业技术层面来讲，怎样科学、民主化的做出城市建设的决策。另外一条线就是城市规划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改良运动。国民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好的作品、好的场所去理解城市，另外一方面也从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的克服和抗争当中，来推动城市科学的发展。他们会表达出很多合理的意愿、合理的需求，这些需求和意愿反过来也促进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学科的进步，进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是管理模式的变化。

　　所以，不是有钱往里砸就能推进城市化，也不是政府有极强的权威决策力就能推动城市化，更不是掌握了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就能推进城市化。西方城市化经历了200年，公众参与也有接近100年的历史。现在的城市规划已经相当成熟，公众已经知道该从哪个角度表达需求，工程师也知道应用哪些科技的进步去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也知道应该管什么，哪些应该放手让市场或者民间团体去做。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做到这一步。

　　记者：那能否说城市规划是公民素养养成的过程？

　　尹稚：这是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即公民教育，我们国家很少做这块工作。美国的城市规划部门，除了做技术上的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编制市民手册。围绕规划的各个环节，都会有专项的市民手册。这些市民手册会告诉市民，我们为什么要立这些规矩，不立这些规矩的后果是什么，立了这些规矩后希望市民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讲绿色建筑，节能减排。一个房子从技术上讲完全可以设计得很节能。但如果用户一天到晚不关灯，洗个脸能放一浴缸的水，按这种方式生活，节能建筑的耗能也可能是正常建筑的好几倍。这完全是个人习惯问题，与节能建筑本身没关系。

　　城市规划的国民教育目前在国内已经有少量的局部性试验，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我们为新农村编制过各种手册。我们去灾区救灾，也把怎么修房子，怎么维护房子，编制成各种手册，这都是公民教育的过程。有时候，派无数专家、无数施工队去，还不如把公民教育好，很多事情他们自己就能完成。

　　城市规划的好坏取决于全民的价值观

　　记者：那城市能否规划得好的本质原因是什么？

　　尹稚：城市能否规划好，能否建设好，本质上取决于全体国民意识。它既和全民的文化素养、文化价值取向有关，也和综合国力有关。

　　城市规划有三个面孔，任何一个面孔都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价值，为什么中国这些年历史文化名城破坏很严重？因为全民的价值观就是这样塑造的。长期以来，我们追求美国梦，追求欧洲梦，觉得把中国都盖成曼哈顿就实现现代化了。从五四运动开始，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都是落后的思潮长期占主流，全盘否定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种主流观念影响了我们几十年，变成了普遍的国民意识，形成了普遍的价值观念。现在回过头来说保护这些东西，扭转这种现象，可能还得需要几十年时间。

　　第二张面孔是这个规划可不可行。这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相关的。目前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摆在这儿，如果一定要超越目前的科技水平怎么可能？比如现在的超高层，我都不确定所采用的钢材合不合格，可能绝大多数特种钢材都需要进口。城市发展要受到整体的科技进步的制约，不可能超越科技去看问题。

　　第三，要从经济上分析合不合算，能不能用最佳的性价比干成一件事。我们应该避免采用一种公共资本无限度投入的方式去规划城市。因为城市规划不是个人行为，是全民行为。为了少数人的政绩，为了少数人的审美观，花好几倍的钱去实现一个在经济上并不合算的规划，这是不是正常，都应该打问号。我国整体的综合国力上还没有富裕到这个程度，我们需要在民生领域投入的太多了，实在没必要在技术炫耀上无休止的投钱，没必要在艺术炫耀上无休止的投钱。

　　记者：我们对旧城改造应该持什么态度？

　　尹稚：现在旧城改造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价值观问题。你怎么看这样一片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个脏、乱、差的、落后的这么一个象征，怎么在保留文化印记的同时，实实在在改造旧城居民的生活。

　　对于旧城，现在很多政府有两个倾向，一个是把文化做过度的商业化消费，拆了真古董盖假古董，然后加大它的所谓商业价值，抹去一个城市真实的历史印记。还有一种类型是放任旧城衰败。中国古建筑大多是木结构的，十年八年不维护，基本上就很残破了，几十年不维护，基本也就塌了。有些地方认为，塌了正好方便把旧的拆了盖新的，实现某些人心目中的城市现代化。

　　其实，这两种倾向都涉及到一个很本质的东西，就是中国人之所以称之为中国人的文化的根在哪儿？还要不要这个根？为什么中国人移民，很少有道德上的内疚或者自责，很随便就走了。因为他的文化价值已经没了，记录中国人历史的旧城没有了，农村基本被拆光了，除了语言和方块字之外，没有故乡可以回，没有共同的文化可以认同，对本民族文化也少有自豪感，他当然就没什么可留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