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比起土地资源危机，其他一切资源危机都没有如此严重，所有的压力都没有土地压力这样大。所以，城市发展的高密度战略是我们的无奈，但又是一种必须的选择，更何况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依赖于汽车的低密度城市，已经被证明是对人类前途和地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不负责任。

　　第二，中国人口多，地也大，发展不均衡，所以不能只有一种模式的城镇化。中国几亿人的城镇化不能全部都寄希望于少数几个大城市，而必须是中、小、大城市共同发展。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由于人口集聚效应，城市的经济能级优势凸显。毫无疑问，中国的大城市与特大城市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引擎，但作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我们不可能像一个中小国家和地区那样，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部效应都“押宝”在少数城市上。韩国一共5000万人口，有2000万集中在首尔，全国一半的经济集中在首尔这一个城市。这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对中国而言，整个国家应该比较均衡地发展，一个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同步发展的战略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

　　第三，不同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城市是需要筹划的，即让效益更高一些，让代价更小一点，这就是城市规划。合理高效的城市空间布局会给城市发展带来长远利益，而不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会给城市带来致命的危害。任何一种既有的空间结构模式都不应该直接照搬到任何城市。其实，每一个城市都应该各有各的特点，它取决于地理、气候、自然、产业、人口、文化、历史等因素，所以，具有不同规模、地域、环境、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背景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空间结构战略。让一栋房子、一辆汽车节能减排5%会是一个很大的科技进步，可是在城市布局上稍微一个不当心的错误，就是几十倍、几百倍的能量消耗，可见合理的城市布局是多么重要。

　　第四，城市需要地域文化特色，而文化特色最主要的部分是保护既有的文化特色，然后再创造新的文化特色。但是不要忘了，创造新的文化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而既有的文化特色是几十代人积累的结果。当代快速城市化的一个明显问题，就是地方文化特色丧失，而地方文化特色是城市竞争力的最终根本所在。世界各个城市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地方文化和各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这些城市风貌就是文化竞争力，也是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当然，它们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希望，不仅要保护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和徐家汇那些花园洋房，也要保护那些看似破破烂烂的石库门和里弄，我不是说不需要旧城改造，但是在拆之前千万要慎重地把有价值的留下来。第五，是留足基础设施所必须的空间。我们的城市若想按照事前想好的规划让它更高效、更好地发展，就首先要有骨架子，也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时间，而其投入和建设又跟现在所具备的经济条件有关，比如人们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有条路，可是得等有钱了才能做这个事。因此，城市规划就要把这个空间留好。

　　第六，我们国家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需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西方，特别是美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推行私人交通，这一模式使得拥有私人轿车成为人们的理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这种生活模式极大地刺激了汽车工业和石油工业，包括钢铁工业的发展，但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及地球环境的维护带来了无穷的隐患。如果全世界都以美国人这样的生活方式生存，那对地球是一个灾难。因此，通过一个高度节约、高效的公共交通模式，可能是一条解决之道。所以，我认为公共交通的发展战略绝不仅仅是为了照顾城市底层居民的一个民生工程，而是全社会的问题，最终，城市应该发展出一个高效的、人人都能享用的、舒适的公共交通体系。

　　第七，更系统化的城市发展，应该把城市放在城市群里去考虑。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已经使今天的城市越来越难以独立地生成。城市越来越多地从属于世界经济网络，至少是区域经济网络；城市群概念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事实上的客观存在，不论是欧洲、美国还是日本的重要城市群，在城市经济当中的能级已显得毋庸置疑。中国也是一样，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中部地区的城市群正是因为这些城市群的大小能量、产业人口相互补，而形成更大的能量。所以，对上海来讲，把整个长三角地区统筹为一体，才有可能真正使得上海逐步发展为一个具有极强的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的国际化大都市。

　　所有的这一切，最终取决于规划——规划是城市长远利益的体现。因此，规划应该引导城市的发展，并成为控制城市发展的依据。所以，我呼吁上海早一些进入新一轮的总体规划修改，使得我们能尽早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找到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