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王圣学教授认为，各地城镇化融资目前资金需求量都很大，而且建设周期和回收周期都较长，都存在融资渠道过于狭窄的问题。随着各地债务量增加和土地收益的下降，这种融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急需构筑多元化的融资体系为各地城镇化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烂尾工程泡沫丛生

　　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日趋严格，部分房企正加速向中小城市转移，造成个别城市建设投资巨大，产业空心，市场需求不足，房地产泡沫有扩大蔓延趋势。

　　一些专家和市场人士认为，需要为房地产泡沫负责的，不只是开发商，更有地方政府。

　　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建设新城新区，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专家警示，这些新城新区，大多是采取卖地建房的开发模式，建设一批见效快成果明显的房地产项目，最后留下一堆烂摊子。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新型城镇化，一定要汲取上一轮城市规划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避免再出现广州金沙洲、北京天通苑之类的巨型睡城带来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粮食安全遭受威胁

　　当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一边大范围圈地卖钱，打着城镇化建设的旗号，一边大面积囤地升值，威胁着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一些地方在执行国家土地政策时存在两种冲动：城镇化、工业化急需空间的发展冲动；土地财政下的“卖地冲动”。这两种冲动直接影响政府土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 “跑偏”：多占少补，先占后补，占好地补差地等现象突出，同样威胁着土地资源保护。

　　“城市像公司，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庄子银教授说，政府主导“驾驭市场”的情况下，城镇化不是“从下到上”地以市场发展为基础进行，而是 “从上到下”地按照领导要求进行，这导致土地不能按照市场方式和价格来配置。“这对于耕地的保护是十分危险的。”

　　12个省会城市中，平均每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地级市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这组数据确实有些出人意料。结合当前各地的情况看，“造城”的动作是否用力过猛？

　　叶檀：这个大规模的造城其实印证了以前的一个观点——我们现在的城镇化主要是土地的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在新城造城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新城已经只剩下了空壳，在这个空壳里有一些城市获得新生，另外一些城市成为“鬼城”，留下了沉重的债务，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首先面临的是巨额压紧债务的负担，对土地财政就更加依赖了。另外一方面，由于在推进新城的过程中，成本比较低，就造成大量追逐GDP和追逐政绩的行为，使得GDP背后的成本被忽略不见，这个对于整体的经济发展模式有非常糟糕的示范效应。最后在大规模的精神建设的过程中，因为政府主导，所以它存在普遍的低销现象。

　　这波造城之风兴起和信息化战略也有密切的关系，中央一再强调这一次新兴的城镇化核心一直强调人的城镇化，但是具体到地方政府操作，人就被忽略了，他们一味的追求新城区的规模，忽视了城市对于人口公共服务，这样的造城肯定不是真正的城镇化，那以人为本的理念缺失反映了什么问题？人的城镇化具体应该包涵哪些内容？

　　叶檀：人的城镇化之所以缺失，土地的城镇化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机制出现了非常大的失误。土地城镇化可以很快取得政绩，而支出的成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的城镇化成本是最高的。因此，大部分人进城以后，需要技术培训、就业机会，以及给予最低的保障，这都是一个城镇非常艰难、非常困难的地方。

　　要改变原来的土地城镇化老路，走人的城镇化的新路，起码有一点必须要做到，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必须要开放户籍制度，否则不可能有人的城镇化，通过人的劳动力的自由流转实现人的城镇化和人的主动选择。

　　一些观点认为，二、三线城市因为经济增长潜力减退导致资本外移、人口流出的情况正在日趋明显，如果这种趋势不能扭转，即使再造一个新城，也可能会因为没有足够的市场消化功能而成为空城。这也提醒我们，与其在城市建设中一味贪大求洋，不如扎扎实实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真正提升城市的竞争力。那么，针对当前地方政府的“造城运动”，需要什么样的决策、管理机制加以规范和引导和纠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