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正在奔向现代化的高起点上建设新的生态文明。身当今日之世，回顾古人在保护生态方面的所思所为，绝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今天的进步。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我们不能说中国古代在生态保护上没有问题。从观念上说，中国古代也有不利于生态保护的学说。比如杨朱就说过，唯恐肚子饱了再也吃不下、精力不足不能放纵欲望，“损一毫利天下”我也不干。不过，他也没有把自我扩张推到西方那样的极端，因为他还说：让全天下的人和东西来供奉一个人也不行，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人人都不应当拔毛。说到底，杨朱的享乐主义和利己主义，是战国时期小农私有意识的产物，而且是中华传统文化旁逸斜出的枝蔓，在后世没有多大影响。从实践上看，中国古代破坏生态的事情也不少。兵燹、田猎、厚葬、大建宫室豪宅等等，都曾导致大片森林被毁。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道：“蜀山兀，阿房出”，说的是秦始皇为了修建阿房宫，将蜀山的林木全部剃光，这话可能夸张了一些，但是说当时进行了毁灭性的采伐，肯定是没有多大出入的。昭柱同志在《自然之美》中也谈到，由于农耕取代放牧，致使黄土高原变成荒山秃岭，而原来这里却是草木丰茂、鸟兽欢腾的。不唯西周时如此，直到汉代，那里的生态情况也是不错的，这可以从延安地区出土的汉代墓画中看得十分明白。

　　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们的祖先也在生态保护方面为全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观念上说，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是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学说，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说。《易经》提出“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上经》）；“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传》）。这两句话，历代注家的解释不尽相同。我以为，清代李光地对前一句的解释最为准确。他说：“凡天地所有而人用之者，谓之财成；天地所不有而人兴作者，谓之辅相。”明白了“财成”与“辅相”两个概念，这句话的意思便一目了然，那就是：对自然界的生产生活资料，不管是直接拿来还是再加工制造，都必须尊重自然规律。至于后一句，我以为南怀瑾先生的解释最为准确，也就是说：适当干预大自然变化，而不能有过失；小心委曲地成全万物，而不能有遗漏。《易经》的这两句话，可以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总纲。后来，又有不少哲人从各个角度发表了很多具体的见解。管仲提出，山林虽广、草木虽茂，封禁开发必须遵从时令；国虽富足、金玉虽多，兴建宫室必须规定限度；水面虽阔、鱼鳖虽众，捕捞必须从严管理。老子认为，帮助自然万物生长而不占有、不居功、不主宰，才是高尚的德行。老子的弟子文子则假托老子说：上古时期，由于“德生不杀”，人与万物和谐相处，鸟巢可随意探触，走兽可以被人拴上绳子牵着走。上古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如此融洽，已不可考，但是文子的描画不妨看作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愿景。孟子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不违农时（意指不以劳役、兵役之类扰农），粮食就吃不完；不用细网捕捞，鱼鳖就享不尽；不在树木生长时砍伐，木材就用不竭。荀子则一方面强调人“最为天下贵”，承认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权，一方面又强调必须把对自然的利用和养护统一起来，做到“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不失其时”，同时还要节制人对自然的索取。《吕氏春秋》则警告世人：“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而明年无兽”。到了宋代，张载则集前人之大成，概括性地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理念，意思是说世间生人都是同胞，天地万物都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