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祖先不仅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和生态伦理思想，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落实到制度、风俗、行动的层面。据《逸周书·大聚解》载：早在大禹时期，就有春三月不得伐木、夏三月不得撒网打鱼的禁令。《礼记·王制》中明确规定：“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秦律·田律》规定：不到夏日，不得烧草为肥，不得采摘正在发芽的植物，不准捕捉幼兽、掏取鸟卵等等。中唐诗人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写过一首题为《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的五言诗。其中有这样一个对句：“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一位地方的最高长官在夏天请客，竟不上鱼肉，而只是吃些蔬菜、瓜果之类，可见当时禁令之严，当然也可看出这位刺史大人的自律。至于民间，保护生态的风俗更是争奇斗艳。比如佛门的放生，就是保护动物的一种特殊形式。11年前我到丽江去，问时任地区外宣办主任的张文银同志：为什么这里树长得这么好、水这样清？这位纳西族的兄弟告诉我，在我们纳西族，古来有一种风俗，就是孩子从稍懂事起就被大人告知：如果你污秽水源，就必然要生病；如果你损害树木，就必然要落得肢体不全。说到保护生态的行动，规模最大的莫过于武王伐纣。周武王之所以伐纣，是因为商纣王有两大罪行：第一条是暴殄天物，第二条是坑害百姓。可见对大自然恣意掠夺，在当时是一件多么不得人心的事情！到了春秋时期，孔子不用排网大量捕鱼、不射归巢之鸟的事迹，也被他的弟子们郑重记录在案。这可能是因为在时人看来，孔子大抵也算得上一个保护生态的模范。

　　在这里，还应当特别提出的是，古人保护生态的理念和作为，还反映到文学领域，形成了绿色文学的独特景观。“众鸟高飞尽，白云独去闲。两看相不厌，只有敬亭山。”像李白这类赞美自然、融入自然、心通自然的诗文歌赋，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除了这类正面宣传的作品之外，还有不少鞭挞破坏生态的丑恶现象的作品。如晚唐诗人韦庄在《天井关》一诗中写道：“太行山上云深处，谁向云中筑女墙。……斸开岚翠为高垒，截断云霞作巨防。”这里揭露的是朝廷为修筑没有多大用场的关城而破坏自然美的愚蠢行为。又如明代凌蒙初《初刻拍案惊奇》中的《屈突仲任酷杀众生，郓州司令冥全内侄》。这里讲的是唐开元年间，温县有一个复姓屈突名仲任的纨绔子弟，家道中落以后仍恶习不改，为满足口福，酷爱杀生。先是偷宰别家的牲畜，后来就用弓箭、罗网、叉、弹猎取飞禽走兽。吃法也格外残忍。先用火灸烤动物，待其口渴后灌入清水洗净肠胃；再用火烤，待其又口渴难耐时灌入配好各种作料的水，而后杀食。由于他如此罪孽深重，被青衣鬼差拘押到地府。这时，被他残害的牛马驴骡猪羊獐鹿鸟兔等各种动物，一齐扑来向他讨还血债。幸得他死去的姑父（生前为郓州司马）是此处判官。有官家从中斡旋，仲任自然逃过一劫，重返人世。但是从此他痛改前非，毕竟得以善终。拂去这篇作品虚幻、迷信的尘垢，便不难发现其劝诫人们珍爱生命、保护动物的积极主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我们在生态保护的不少方面不是比古人更加文明而是更加粗鄙，进而可以催生出我们的羞耻感。“知耻近乎勇”，近乎勇则有希望超越前人。历史是教科书，可以使我们增长智慧。当然，古人保护生态的某些做法已经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而成为过去，但是他们探究天人之际的思考却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宝贵遗产。特别是其中包含的朴素辩证法，能帮助我们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从而摆脱金钱至上、占有至上等等形而上学的束缚，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生态自觉。历史是启示录。我们的祖先在生态保护方面作出了那么多的思考、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破坏生态的事情发生？这是古人不能回答而今人必须回答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核心是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财富分配还存在巨大差距的社会条件下，不可能彻底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对财富的占有，其实就是对资源特别是能源的占有。不足者要争生存，有余者要无休止地争取更大的有余，这自然环境怎能好得了？有人或许会问：美国人的财富分配也不平等，但那里不是碧水蓝天吗？那是因为美国已经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推向了全球，也把环境破坏推向了全球。污染了别人干净了自己，破坏了别人保全了自己，这不但是破坏，而且是更大的破坏，全球化的破坏。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华民族是讲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民族，美国的做法中国不能学也不可学。我们只能走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分配文明建设结合起来的路子，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两极分化的缩小，以逐步缩小两极分化保障生态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如此长期坚持下去，一定会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到了那个时候，列祖列宗的梦想也就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