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修建地铁，必然是与现有利益的一个拉锯、博弈和妥协的过程。如果地面成本过高，既有利益过于强大，就选择地下开挖，能避则避；相反，能够大面积在地面明挖的，往往是因为相对成本较低。那么在施工方眼中，成本相对低的，就有马路、平房、公园、绿化带等。因此天河公园被选中成为三条地铁线的换乘站，并不全因为地铁接驳公园有益公众，而是这里真的是一个绝好的开挖平地。甚至占用的地皮也是姓公的，处理起来比较顺畅，免除大量的拆迁麻烦。所以这也是许多开挖都选择大马路上的一个道理。

　　在广州，通过置换绿化换取施工空间，乃至真的让绿化带从此消失，此举并不乏见。因此在广州的主干道往往很难见到矗立几十年没动过的参天大树。一旦要扩路、修桥和建地铁，首先就要牺牲这些宝贵的城市守望者。这种功利思想和短期行为，无非就是有所谓的技术保证：保证可以复绿，保证迁走的大树可以迁回来。于是有生命的绿化就在规划随意性之下，像积木一样成为随机构件，全然无视自然规律的漫长演变和水土依赖。当初花城广场的木棉树凋敝，今天天河公园的遭遇，都是这种让绿化为城市随时服务、随时退缩、随时滚蛋的最明显注脚。

　　地铁建设对广州的意义当然不必多言，甚至对于从来不去公园、不需要在大自然休憩的人群来说，地铁价值远比几千棵树木重要得多。很不幸，职能部门也在间接地支持这种观点。在一些人眼中，一大片林木不过就是一堆木头，完全就是成本，只要投资概算中能把迁移和复绿的成本消化就够了。对于这片关乎周边居民乃至广州市民的绿地，其生老病死迁移往来，却几乎没有发言权、只有接受的义务。树木无声，于是建设施工的一系列程序中，就留有了这种环评的漏洞，甚至成为降低成本的潜规则。

　　在一个法治完备的地方，哪怕迁移一棵老树，都需要告知公众、做出解释和保证，并有严格的程序做出补偿和保障，而不是只要部门盖章同意就能通过的。

　　有一定年份的大树，本身就像有一定年代的纪念建筑一样，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乃至人文价值。树林被铲除后，重新再种回来，成活率能有多高，被毁掉的生态系统多久才能恢复，这些细节却少有程序上的检讨和问责。经过若干年累积起来的公共资源，如此就能轻易被移除，公园因此荒芜，其价值其实已经重新清零。什么时候，对一个公园一片树林能保持足够敬意，用规划和法治来捍卫之，那才算是真正意义的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