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高速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成长的烦恼也如影随形：雾霾蔽日、河流污染、晴空稀有、芳草难觅。当中国下一步棋子落定于新一轮城镇化的时候，在“艾景奖”大会上人们不禁反思：将来我们还有多少风景会消失、或被错过？

　　“目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期，特别是新型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因此，园林景观必须思考如何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构建生态人居、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原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长宋春华在2013年第三届“艾景奖”国际园林景观规划设计大会上指出，园林景观要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作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事实上，城市快速发展引发的“城市病”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也是其他国家已经或者正在经历的历史过程。在本次大会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景观设计师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个人风格和艺术追求，对美好城市提出了自己的解读。

　　“钱学森之问”

　　“现代社会发展太快了，之所以把环境问题提升到如此重要的位置，可以说这是被逼的。拿北京来说，空气污染十分严重，污染达到‘红线’以上，汽车就要分单双号出行。如果环境再持续恶化，有些外国人恐怕就要离开中国。所以，环境问题也影响到了生产和国家发展。”已经年逾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孟兆祯对目前的环境危机十分担忧。

　　在大会上，孟兆祯提及了钱学森先生关于中国山水城市的构想。作为中国航天领域的功勋人物，钱学森曾经有过“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时代追问。然而，人们或许不知道晚年的钱学森对中国城市和风景园林极为关注。1990年7月31日钱学森给建筑专家吴良镛写了一封信，他说：“我近年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起，创立‘山水城市’的概念？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

　　今天，北京已成为国际都市，特别是奥运会之后，“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等极具现代感和科技元素的建筑拔地而起，城市风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如果人们翻开钱学森在1992年写下的追问，必生感慨。他问道：“现在我看到，北京兴起的一座座方形高楼，外表如积木块，进去到房间则外望一片灰黄，见不到绿色，连一点点蓝天也淡淡无光。难道这是中国21世纪的城市吗？”

　　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在接受《中国建设报·中国住房》记者采访时表示，城市规划者心中要有“山水格局”。“对照古代，现在的城市有两个危机：一个是生态危机，还有一个是特色危机。过去的城市都有特色，整个城市都被置于环境的大格局里，这个大格局跟当地的自然气象条件和景致结合起来，因此，很多古城都有‘八景’之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创造。”

　　夺回失去的栖息地

　　“全球约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所以如何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在城市规划中显得尤为重要。慢行是我最喜欢的主题，尤其是在中国，我们知道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是太快了的话成本也很高。”一向以不走寻常路和挑战传统的设计手法而享誉国际景观建筑界的哈佛大学教授玛莎·施瓦茨希望通过景观为人们找回那些年错过的风景。

　　“我们现在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可是越来越忽视心灵需求。在宏伟高大的建筑面前我们的灵魂显得异常渺小。”玛莎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触，表达了她对城市生活的不满。“因为我们太想成功而忘了我们是谁，尤其是发展特别快的地方，我们忘了曾经是如何与熟人打招呼，是如何和邻居共同相处。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创造性和创新性，但是这些需求好像也被忽视了。”她接着补充说：“我们呼唤公共空间，因为大家需要在公共空间里面对面的交流，而不是对着Iphone。”玛莎不无调侃地说到了北京交通：“如果有一个地方特别慢那就是交通，哪怕是一点点距离都耗费了三个小时的车程。而且，我们也忘掉了自然的重要性，忘掉了在树荫下乘凉有多么惬意。”她认为，景观设计师需要重视软性环境，从而把人和社会的经济、政治、自然环境整合在一起。

　　杨保军对目前的功利化倾向同样反感。他认为，景观设计的标准化造成了地域特色的丧失。“你们在骂规划，我看赏心悦目的园林设计也不多，统一的设计标准和类似的材料淡化了地域特征，所以千篇一律。弄几个弧线，栽点草弄个喷泉，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最讨厌的是不管哪个公园和居住区都有几个欧式柱子，而且比例还不对，为什么要做这个？”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院长苏安·维尔则谈到了政府应当对原有文化、当地生态多样性怀有起码的尊重。她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被政客引以为傲的地标建筑和景观，沦为了公众的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