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有着很悠久的城市历史，有很多的著名古城，如西安、北京、南京、杭州、洛阳、开封，但这些城市都没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享有这一称号的古城只有山西的平遥古城和云南的丽江古城。大的文化古城都被现代工业文明毁坏了，这与人们对于历史名城的藐视与不珍惜是有关系的。

　　再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建设缺少科学规划。一些地方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也有偏差，认为摩天大楼、“方盒子”就代表了现代化。建筑的尺度体系崩溃了，干什么事都很浮夸，要超大，要气派。

　　城市规划很重要的部分是“反规划”

　　潇湘晨报：作为建筑学界的专家，您曾经去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交流和考察，您觉得那些城市有哪些经验值得借鉴?我们推进新型城镇化，城市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规划方面有哪些是可以去努力的方向?

　　魏春雨：美国和欧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城市规划模式，美国只有两百年历史，是在没有任何传统和空间束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追求密度，以汽车和高度自由的私人空间作为规划的第一考虑因素;但是欧洲，却有着千年的城市发展的历史延续，比如巴黎，曾经就有一些人骑车在街上抗议，说汽车驾驶过快，自行车像老鼠一样到处躲，使骑车者感到很没有尊严，而步行者也一直在呼吁步行的尊严。所以在巴黎，行人的基本尊严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自行车和汽车。我们在欧洲的城市里漫游，往往行人在过马路时，汽车都会在很远的距离停住，行人优先，这已经成为驾驶者的基本素质。

　　近期中国的城市规划，是以汽车为尺度作为城市规划的前提。

　　事实上，规划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反规划”——在城市建设中，首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规划，把一些需要生态保护、传统历史文化遗存等区域先控制保护起来，在此基础上，再对保护范围以外的区域进行城市规划，是两者有机共存。从一个极端的角度说，城市就应该自然生长、公众参与，无论是城市的建筑也好，还是城市的功能也好，都应该顺其自然。

　　潇湘晨报：如何理解城市的“自然生长”?这是否只是一种存在于理想中的境界?

　　魏春雨：城市当中的不同群体，和它的发展形成一个自然关系，而不是规定性关系。城市必然会有高密集的地区，有堵塞的地区和疏朗的地区。我们不能期望CBD里不堵车，但是有可能城市如果这里堵塞严重了，那么市民就不在这里住了，换个地方，城市应该具备这种置换更新能力。

　　在历史上，有些城市是因为一个产业而形成，有些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兴起……不同的城市因为它的区域不同、气候不同、地形地貌不同、文化民俗不同，受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而自然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形态：苗家的吊脚楼，徽派的马头墙、小青瓦，侗族的风雨桥，客家的土楼，上海的石库门，北京的四合院……“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

　　城市的“自然生长”是明显的“反规划”思维，虽然现在这样提显得不是很客观和现实，但是像巴西利亚那样的现代主义的悲壮的都市规划已经证明，理性的思维难以驾御和规划城市，或者说，难以建成好的城市。

　　现在提让城市“自然生长”，我想是一种漫长而温馨的自然过程。虽然中国的城镇化热潮不可逆转，而“千城一面”的现象一时之间也无法避免，但是也许，会通过很多人的努力一点一点地得到改善。

　　“城市名片”可以是一栋古旧的老房子

　　潇湘晨报：在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城市名片”越来越成为一个热词，一方面一些自然的原生态的东西因为“城市名片”的打造而失去，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带来了一些可观的经济利益，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魏春雨：中国还处在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初期，人口的综合素质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现在人们还不是非常清楚一个城市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比如：威尼斯就曾经采取措施，限制旅游业的无序发展，因为当地市民会觉得我生活在这座城市，反而像动物园里的动物被天天观摩，失去了生活应有的氛围和质量。还有巴黎，它的每一处细节都让人非常舒服，因为200多年来巴黎一直是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经营，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古建筑或街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