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智慧城管、智慧医疗融入日常生活，近年来，中国民众对“智慧城市”的理念逐渐从认知到熟悉，再到如今的接纳。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翻开了中国城市迈入信息化的新篇章。3日，中外150余名信息化专家代表出席了在浙江杭州举行的“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第五次专题研讨会。会上，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表示，民众的确实需求才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石。

　　据了解，自2012年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试点以来，中国多个地区涌现出“智慧城市”建设热潮。为了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委共同起草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处于发展初期。

　　在当天的会议上，“建设智慧城市的目的是什么”这一话题反复被提及。作为东道主，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首先发表了自己对于“智慧城市”的看法。

　　他认为，当前各地“智慧城市”建设浪潮看似如火如荼，实际上多数项目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仅仅是加入了一些创新技术，更甚至将“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两者概念相混淆。

　　毛光烈举例称，浙江大学曾出现某个水管爆裂，持续4个多小时，技术人员仍找不到上一段水管的阀门开关，造成学校所在的杭州城西地区因水患而交通大堵塞。

　　“一个水管引发了城市区域的交通混乱，这是典型的‘数字城市’的标志没有落到‘智慧城市’的实际案例。”

　　他指出，若真正实现“智慧水网”，出现类似状况，即便在无人职守的情况下，也能及时发现并做出应急处置。“很多全国都说搞‘智慧城市’，但是很多实际上在做‘数字城市’，只不过把‘数字城市’的有些工作做得更到位一点，没有质的变化。‘智慧城市’建设一定会改变生产、生活、商业方式。”

　　有媒体报道称，在不少市县级城市出现了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乱贴智慧标签、投入产出率低下等诸多问题。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智慧城市建设至今仍有半数停留在“规划阶段”，部分则被包装为地方发展的新政绩工程。

　　在业内专家看来，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对智慧城市概念的认识模糊，加上地方自身要素资源缺乏对智慧城市搭建的支撑能力，导致智慧城市建设出现“有口号无内容，有规划无内涵”的困境。

　　冯飞对这一观点表示认可，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忧思。“我们往往抓新概念抓得很快，几年之后热劲过了看看没成果没东西。我们更多应考虑怎么样靠‘智慧城市’来拉动经济增长。”

　　有关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一线城市及50%以上的二线城市均已明确提出“智慧城市”的目标及相关规划方案。不过，国务院参事牛文元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截至2011年底，有154个城市规划投入的建设资金超过1.5万亿元，而在他看来，“真正能够体现智慧城市内涵的，一个也没有看到”。

　　冯飞表示，“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是社会需求，因此通过需求拉动一些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创新是需要的，但是需求的应用和实质是系统性的整合、资源的整合问题。那么这里面就必然带来既得利益的调整，政府部门怎么样去协调，是未来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看西方的‘智慧城市’建设，像巴塞罗那这个国家，更多的是关注于具体的问题怎么样去实施，特别是短期的问题。而我们现在很多‘智慧城市’长远的规划非常有雄心，但是缺具体的东西，特别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实际上，老百姓的确实需要才是我们‘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石。”

　　他还特别提到城市治堵、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民众关注的焦点，认为应尽快将建设目标转移到这些实实在在的事物上来。

　　作为全球率先发展“智慧城市”的国家及地区之一，时任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馆信息产业处领事、新加坡ida中国区司长庄庆维为在座的中国同仁们一些建议，即政府政务数据资源共享。

　　“从1986年到1991年之间，就我们对数据的应用跟共享，就开始非常重视。”据他介绍，1980年，新加坡成立了全球第一个电子口岸，结合了该国53个不同的政府部门的信息资源。

　　2000年到2006年，新加坡开始建立政府跟企业之间数据共享，展开了贸易转换平台，使得这53个政府部门与包括银行、保险公司、物流公司等在内的各个企业接轨，“因为他们这些企业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数据能与政府分享。”

　　庄庆维称，未来几年，智慧城市的服务理念应从“政府为民众服务”转变到“政府与民众、企业共同创新”，打造一个共同创新的合作型政府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