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经过与外国专家探讨，以“天地之中”命名这组建筑群，有效利用了嵩山作为上古中国“天地中心”的地位，以“古代中国的世界观”赢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的一致认可。

　　另一个例子是藏羌碉楼、村寨以及哈尼梯田，被提炼为“人类的坚韧精神与能力”。

　　郭旃认为，“世界遗产”的引入，使中国人与世界通行的文化观接轨，从观念上认识文物的终极含义。而世界也通过这种渠道更好地观察中国、了解中国。这对于希望外部世界接受自己价值观、世界观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最近20多年间，中国文保界一直以世界遗产的引领方向为重要参照系。

　　比如，当中国讨论文物保护是否该包含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世界遗产已经用“文化景观”来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当中国文保人士抗议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大拆重建之时，世界遗产研究领域又提出了“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和保护模式。

　　中国的文保事业因世界遗产的引入而得到了极大推动推动的另一面，即是冲击。

　　比如有关历史遗存的“原真性”与“重建”，已经蔓延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另一个重大争论是，是否要用“文化遗产”取代“文物”这一传统称谓，“探讨已不止于激烈，而且是很牵动感情了。”郭旃说。

　　与之相比，地方政府则因世界遗产而大大受益。从华北平原到西南边陲，都有被世界遗产改变命运的例子。

　　在199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前，山西平遥的三处主要文物点：双林寺、镇国寺、平遥城墙，一年的门票收入是18万元左右。1998年，这个数字蹿升至400多万元；1999年是700多万元。从1997年开始的两三年内，原来没有公共汽车的平遥城先后开通了9条公交线路，经停的火车从13对增加到26对。

　　郭旃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启动申遗时，平遥当地老百姓并不理解，乃至有抵触情绪和行为。

　　另一个例子是丽江。在申遗成功前，当地财政收入几乎无法支付公务员工资。而2011年，丽江从旅游收入中获得的古城维护费就达到2.7亿元。

　　世界遗产改变城市命运的案例不仅发生在中国。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巴克塔普尔王宫，在列入世界遗产后得到了德国人的帮助修缮，最终使这一城区的道路、排水等都焕然一新。

　　“外事外办、内事内办”

　　虽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郭旃认为中国的申遗还很难与国际规则接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人似乎还是“不懂外国人的心”。用他的话说，必须要“外事外办、内事内办”。

　　在公开场合会见外国专家，中方官员常会说，特别感谢对方为中国所作的贡献。这种中国常见的客套往往会让对方十分难堪：作为参与评选的专家，可能因此被批评有所偏向。

　　一些官员对于世界遗产的作用和影响还缺乏真切的认识。对于布达拉宫申遗，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事实证明，成功的保护使它成为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加分项。

　　另一个较早的例子是，法国雪铁龙汽车曾计划把车开到长城上拍广告。虽然他们特别提出在一段废墟上拍摄，以避免损害“真正的长城”，但是仍被文保部门拒绝。

　　后来一位领导正好去那里视察，当地干部汇报说，改革开放形势大好，连雪铁龙都要来这里搞合作，并提到在已经坍塌的长城废墟上拍广告。最终领导同意了拍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