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则广告片在法国播出时，郭旃正好在巴黎。当地朋友告诉他，这条广告成为一则丑闻，播出后几分钟就收到了数百个投诉电话，抗议把车开到世界遗产上拍广告。

　　最终，这条广告播出一次后即停播。

　　作为中国人，郭旃觉得“脸红”。

　　更多时候，负责考察的外国专家在中国受到款待，并对此诚恳致谢，但并不会因此就改变专业评价。而这往往被中国人认为“不够意思”。

　　最著名的例子是云南石林申遗时，曾派出几千人手拿鲜花欢迎前来考察的外国专家。

　　专家最后在报告中着重提到三点：一是感谢在石林受到了“总统般的待遇”；二是认为当地人对自己遗产的了解并不理想；三是认为遗产保护也不理想。最终结论是建议暂时搁置。

　　郭旃说，随着中国日益国际化，对于习惯于按国内政策和程序办事的人们来说，必须尽快适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签署一项国际公约后的新情况。

　　修旧如旧，最小干预

　　如何与世界打交道，显然不仅是中国人在申遗方面遇到的问题。在世界遗产涉及的专业领域内，有不少令郭旃觉得迫切需要改变的地方，它们关系着中国的世界遗产能否为世界所认可，并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

　　某次文保专家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一座古寺庙，“达到了古建修复的最高境界”。结果当地领导很不满：“修了这么多年，花了那么多钱，修了跟没修一样！”还有一个省份，一年之内将30多座古塔全部翻新。

　　虽然存在争论，但郭旃强调，“最小干预”是国际上对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要求。

　　他认为，现在很多地方对文化遗址进行大规模重建，而新建的东西无论多好，都会影响遗址的历史信息，这样的重建毫无意义。

　　郭旃强调，作为一项涉及国家形象以及现实利益的重大问题，世界遗产的监测机制还需要更为有力地推进。比如如果有政府部门在一处世界遗产旁盖楼、破坏其完整性，可能并非文保单位所能阻止。

　　也许，建立更高级的协调机构是一种有效选择。目前，只在国家文物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设有专门负责世界遗产事务的处级单位。其中，景区内的历史建筑由文物部门管辖，景区管理则由住建部门负责。

　　在另一种工作范围划分中，国家文物局负责“文化遗产”，住建部负责“自然遗产”和“双遗产”申报。

　　但通常情况下，申遗后的管理工作由地方政府负责。

　　以彩票设立世界遗产专项资金等建议，也都有人提出。而一些地方因世界遗产而获得的旅游收入，从未拨发给文保部门。

　　郭旃认为，加强管理和检测，以及毫不留情地纠正失误，是保护世界遗产的根本之道。

　　申报和保护世界遗产是一条光荣而艰辛之路，借鉴外部世界更新观念、重新认识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同样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