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中的中国智慧

　　每到夏天，在通往青山绿水的路上，都会有一车又一车从大城市逃脱出去寻找宁静的人们，城市已经变得不再亲切。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严峻而深刻地摆在每一个国人的面前，尤其是与城市领域息息相关的专家们，不得不在阵痛中探寻城市的健康之道。

　　“18世纪的伦敦也曾经因为工业的发展成为雾都，但今天的伦敦却是蓝天白云，治理一个大城市需要智慧，需要判断哪些是原封不动保护的，哪些是需要改造的，哪些是需要创新的。”陈琦说，“前不久，在曲江芳林苑召开了‘西安建筑文化与艺术发展座谈会’，会上一些国内权威建筑专家提出西安一方面要尊重历史留下的印记，另一方面也要立足当代，与时俱进地对待新问题、寻找新出路。既要凸显传统的人文思想，又要合理利用当代科学技术，承古开新，大胆创新发展。古都泱泱历史，不应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羁绊，相反，传统文化理应成为现代建筑技术与艺术创新的不竭源泉。”

　　问题不提，并不意味着没有。中耀弘建筑有限公司董事长原建军谏言：新型的现代建筑材料已经可以满足人们向高空间发展的需要，在高楼林立的社区里也应增加汽车楼房，这样既可以方便人们停车，还可以节约出人们行走的空间。在向上发展的同时，还需关注地下的发展，应该加强地下输送管道等城市“心脏”的建设，借鉴日本等国家“地上一座城，地下还有一座城”的规划理念。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贡森的反思是，国家应侧重于人口流动性和环境流失的制度建设，从政策层面做好权衡。

　　在崔恺的心里，城市高密度空间的自由格局能够带给人一系列生动有趣、亲切丰富、有期待感的场景，这才是中国城市的迷人之处。“比如，老北京是由四合院组成的城市，那起伏的屋顶轮廊、沉稳的色彩和具有亲和力的细部装饰，是否能够成为新北京、新建筑的一种地域性新语汇？用传统物件营造出的现代空间，为公共空间注入中国元素，也许就是城市发展中的中国智慧。”崔恺急切呼吁，“城市是个大问题，建筑师的作用有限，要想解决城市的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再比如西安这座举世闻名的文化古城，大家都把眼睛盯在了世界遗产上，似乎只要把城墙、碑林、大明宫、兵马俑做成持续的保护和旅游开发项目就满足了，我觉得这是不够的，因为城市不只是为了旅游者服务，最重要的是为市民服务，要让这里的市民以城市为荣。类似‘大华·1935’那些承载着过往历史和生活的旧建筑，即使它看上去只是一个平和的，不很出奇的工业建筑，也并不像石景山首钢、湖北黄石水泥厂等非常壮丽的工业遗产，但我们仍然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由，崔恺义无返顾地投入到“大华·1935”的改造，令他欣慰的是，西安大明宫遗址区保护办主任倪明涛也有同样的共识。

　　“我们要在延续大华纱厂历史的基础上，结合新经济时代背景下新市民生活的新需求，让‘大华·1935’变成一个供市民心灵休憩的场所。”为了让市民在这里找到曾经的自己，发现自己的存在，倪明涛和他的团队没有推翻重建，而是花费更大的心血和成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有艺术中心、博物馆、小剧场、美术馆、多媒体展示、购物休闲的综合场所，“将来还会不断地组织穿插各种创意的时尚文化活动，拉近城市与市民的距离。”倪明涛如是说。

　　著名城市研究领域先锋派学者陈功的观点则是，在城市与建筑领域，成功的路径都是一样的，除了广受推崇的建筑作品，深邃的人文思考以及思想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人们应该关注生态、社区、街道和行人的系统化的构建，综合利用建筑语言、规划语言、经济学语言和社会学语言去追求城市的理性发展。然而，现在大多数城市基本上都是在野蛮、疯狂地生长，尺度和比例已经失去了理性，甚至是畸形地生长，基本谈不上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而一座城的文化便是它的精神，便是它的魂，只有铸就了城市文化，才能重塑城市的灵魂。

　　也许，当时代遇见历史时出现的时空变迁，就像生命与死亡的交替，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把那些对逝去的记忆铭刻在大地上，就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把那份富有中国智慧的地域纪念和城市居民的现代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让每一个市民都热爱这个城市，就是城市健康发展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