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格莱泽的书里有大段讲城市的功能。他强调，城市意味着人的接近性(proximity)、密集度和亲近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思想市场”。思想者通过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上的竞争和合作实现创新。科斯在去世前写的关于中国改革的书里，特别强调思想市场。科斯认为，中国现在一个大的缺点就是缺乏思想市场。

　　2007年中财办请了新增长经济学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等国外学者来中国做“十二五”计划预研究。罗默来了之后，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报告，强调中国城市化要加速。他说，城市化的最大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城市能够有效地生产思想(ideas)。在城市当中，因为有人的亲近性、密集度和接近性，所以通过人和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流、冲击，就可以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概念、新的技术，这是城市最大的功能。

　　以上观点是经济学普遍公认的认识，但和国内对于城镇化比较普及的认识好像很不一致。这也是好多问题分歧的起点，就是我们对城市化的功能有不同的认识。

　　但是，城市化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就是因为城市化人口密集，就会造成交通拥堵，垃圾处理、公共卫生管理变得复杂和困难，治安管理的难度加大。总而言之，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比较高。显然，我们应该尽量发挥城市的正能量，尽量减少负面效应;如果正能量没发挥，负面效应很大，那就会出问题。中国旧型城镇化的问题就在这里。

　　旧型城镇化存在的问题和产生根源

　　旧型城镇化有什么特点呢?有一个从现象上就可以看出的特点，就是土地的城市化优先于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变成了土地开发。土地的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增长，比城市人口的增长要高好几倍。城市的市中心的容积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地面积比发达国家多得多。也就是说，城市化不是去发展思想生产，变成了开发房地产。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提高效率的功能发挥不大，而这是它的基本作用。

　　第二个特点是“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各地争相建设超大规模的城市。我国的城市专业化程度很低，千篇一律。只要扩大规模就可以，同构化很严重。在亨德森的上述文章中就讲到一个问题，他说，总体看中国的城市化进度比其他国家落后，城市居民的数量比世界其他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要低。但是，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一方面是小城市偏枯，另一方面又有特别多的特大规模城市，也就是说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特别多。这样的城市运作效率是很低的，北京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全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城市，正在向特大城市迈进。

　　关于城市的发展，亨德森讲到一个结构变化的规律。在工业化时期是农村人口移向城市，所以制造业先在城市中发展起来。但是很快，大概在20世纪中期，制造业的技术变成了一个非常一般性的、标准化的技术，并不要求工人有很高的教育水平、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而在城市里的生活成本又比较高，所以，这些制造业企业就从大城市移向小城市。

　　我们“摊大饼”式城市发展的结果是把金融业、服务业、制造业还有政府都放在里面。各种专业的人员，包括大部分的制造业集中大城市，而制造业里面的工人叫农民工，农民工是没有城市化的，实际上他不是市民，他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其实都是比较低的。这就出现了“伪城市化”的问题。关于城镇化率，现在有两个数字，一个是国家统计局说的52%，但是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伪城市化，就是实际上不能参加罗默说的生产思想(idea)过程，只是做一些简单加工。如果把这部分刨掉之后，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35%。

　　这样的旧型城镇化就造成了很多问题

　　首先是大拆大建，侵犯民众利益。其次是小城市偏枯，特大城市疯长。最终结果就产生了两个效率问题：城市建设过程中占地面积过大，投资效率低下，各级政府债台高筑，威胁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资源的稀缺决定了做事情时间上和空间上不能错配，今天只能做今天的事，明天的事不能放在今天做。以后你该干的事，你现在非要干，那就是债台高筑，就得借钱。这又引出第二个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借了钱是要还的。但是，很多人好像没有这样的概念，在城市建设中，只要能借到钱就往里投。

　　现在有一些研究，发现我国现在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太高，杠杆率太高就有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以前以为主要是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这两年发现各级政府的负债率也很高。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现在审计署正在审计，本来说10月要公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大概不小。

　　旧型城镇化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建成的城市运作效率很低。城市提高效率的好处没有充分发挥，但是负面效应却充分显露：交通拥堵，生态环境恶化，城市运营成本高昂。北京就是一个典型，每个人的生活半径都很长，每天几百万人进来一次，出去一次。空气污染甚至到了爆表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