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同人一样也会生病。城市病是指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不良症状，如人口拥挤、交通堵塞、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贫富两极分化、公共卫生恶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进入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城市病呈高发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成为世界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成为拥有大型城市最多的国家。而过去十年，中国的一二三四线城市的面貌得到了全面翻新。新的地标性建筑改变了城市的地平线和景观，城市面积也急速扩张。尤其是二三四线城市，完全旧貌换新颜。这大概也是全球城市发展史上最大的造城运动。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7%，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1.27%。预计到2020年将达55%，然而在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你我所居住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中，城市鸿沟、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甚至是突发自然灾害导致城市不堪一击……各类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

　　交通、暴雨、空气质量等城市病使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深受其扰。而大城市“得病”的根源，也许并不在其“大”，反而在其“大而不当”。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接受大城市在规模以及人口上不断扩张的趋势。规模是城市中要素形成合理分工从而推动城市发展的先决条件。对此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次很近距离靠近姚明，我一看就觉得我过去花了很长时间打篮球，全是白费，我早看见他，根本不去碰篮球，没希望的。可是小地方的都觉得有希望，没见过，都觉得也能变成乒乓冠军，篮球冠军，变成艺术家，确实有潜力有机会，但是你要碰到一起才知道有没有机会，这才是心甘情愿的分工，我看见姚明以后我可心甘情愿了，我更认真教书了，不做他想了。”

　　有专家表示，人往高处走是经济的微观基础，因此我们的体制、政策、观念对于此应该适应，而不是做斗争。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也认同这一观点。李铁表示，由于行政干预等因素，使中国城市呈现发展越大则对外来人口排斥越强的特点，现行户籍制度阻止了要素集中到城市中，因此也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城市发展——“当城市一方面限制人口，一方面将要素价格压低，同时通过各种行政手段集中资源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不合理的运用行政资源的发展趋势，这个和世界其他国家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今后的发展中，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弱化行政干预尤其是对人口流动的过度限制，可能将成为大城市实现持续、更好发展的第一步。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的新的分水岭。更多的改革动作将后续展开。作为中国经济的基本单位的城市，也将在中国新一轮改革中迎接新的洗礼。公告中提及城市称“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尽管是从三农角度来谈，但是也为农地流转、户籍制度改革、城镇化等带来了想象空间。

　　城市化、集约化是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把优势资源集中，把人口集中，将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将对资源产生更佳的应用。因此，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城市化依然是巨大的引擎。分散化不是最佳的方式，中国的城市不必“恐大”，但需要防范大城市病，改进城市管理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