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部分文物考古工作者开始反思“圈地不干预”办法，尝试同意建立“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允许在保证古遗址主体不受损的前提下对古遗址进行适度整治。从“圈地不干预”到建设“遗址公园”，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路的一种转型，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欢迎。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审时度势，通过几项大的举措将这种保护思路在全国推广。200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确定设立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村镇。2009年，全国文物局长会议明确提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维护文化遗产应有的尊严，把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让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民众。2010年，国家文物局提出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概念，首批公布了12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著名的古遗址如北京圆明园、河南安阳殷墟、陕西西安大明宫等名列其中。这些举措体现的正是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思路从“圈地不干预”到建设“遗址公园”的转变。过去10多年中，我国也出现了一批具有核心文化价值的城市文化景观。如北京东皇城根的改造，将北京的古城墙遗址作为街心公园的核心文化价值，使得街心公园有了文化灵魂。

　　当前，对古遗址这样的物质文化遗产要求实行“圈地不干预”的呼声仍然存在。这种呼声主要来自部分考古工作者。他们认为，保护古遗址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也不做”，建设“遗址公园”必然曲解历史、伤害遗址。持这种思路的学者曾被称为“废墟派”。但从实际情况看，利用古遗址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目前逐渐成为主流观念。许多人认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注重物质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相关性、与人民群众的相关性。不注重这种相关性，仅仅是“圈地不干预”，最后物质文化遗产并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就是要将城市文化景观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相结合，改变目前许多文化景观实际上只是“圈地、挖坑、灌水、种树”的现状，使文化景观具有核心文化价值、具有灵魂。这既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也有利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避免古遗址等消失在推土机下。应该说，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是一种积极保护而非被动保护的思路，可以赢得更多公众参与，从而在公众与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建立起感情纽带，唤起公众对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有利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性。

　　建设“遗址公园”需要充分论证

　　从“圈地不干预”到建设“遗址公园”，这一思路转变并不是主张对所有古遗址都大兴土木。古遗址是否应该建“遗址公园”、建成什么样的“遗址公园”，需要充分论证，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论证的出发点是对古遗址的价值认知。举例来说，圆明园遗址的核心价值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造成圆明园被烧毁的历史事件，这样的古遗址需要保留的正是“废墟”，因而保护的重点是对“废墟”的维护和保持，而不是重建。但多数古遗址则不同。以世界文化遗产安阳殷墟为例，今天的安阳殷墟早已不是3000年前“武王伐纣”时的景观。西周时，这里成为麦地。隋唐时，达官贵人葬入，又成为墓地。明清两代，复有人迁入居住。面貌早已彻底改变的殷墟遗址，若不加解读，人们会很难理解这座3000年前安阳洹河两岸的王朝都邑。因而，对这样的古遗址进行适度干预、适度复建和有选择展示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干预和复建要有科学依据。“遗址公园”建设既要反对“禁止干预”，也要防止过度开发。

　　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建设“遗址公园”这样的文化景观，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

　　美国政府将“考古办公室”设在国家公园管理局之下，国家公园管理局隶属内政部。这种体制决定了美国十分重视公园建设，考古遗址保护很自然地走了一条“遗址＋公园”的道路。美国由此出现了大批围绕考古遗址的核心价值建立起来的公园。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南部的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该公园位于新墨西哥州，公园一带曾生活着印第安人，主要是Navajo和Pueblo部落。这两个部落的祖先留下了大量遗迹。美国政府以这些遗迹为核心文化价值，建立了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这种公园与当前文化遗产界所说的文化景观，内涵是一致的。美国类似查科文化国家历史公园这样的围绕核心文化价值打造的文化景观比比皆是。文化景观有效保护了考古遗址，而且向社会提供了公众乐于前往的参观、休闲之地，深受公众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