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规划”保障景观安全格局

　　导致系统性的中国城市生态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是现行规划方法论和规划体制，必须对以“人口–规模–性质”为导向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物质空间规划方法论进行全面反思。现有城市与区域发展规划方法，不能使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实施，生态与和谐的理想很难在旧的发展规划模式下实现，为此，应该设置“反规划”途径，实践从“逆”的规划方法和“负”的规划成果入手，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引导和定义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空间发展。该途径强调：

　　一种“逆”的规划程序——首先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安全的名义，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进行城市和区域的土地规划。

　　“负”的规划成果——颠倒城市建设与非建设区域的“图”、“底”关系，在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限制和引导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框架。它不是简单的“留白”或仅仅是不建设区，而是生命土地完整的、关键性结构。

　　综合的解决途径：“反规划”途径试图通过建立生态基础设施——一种保障自然和人文过程安全和健康的景观安全格局——综合而全面地解决国土生态安全问题、城市生态、特色以及形态问题。

　　“反规划”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是引起规划界 “权威”的抵制和封锁。另一方面，会得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广泛欢迎，北京的总体规划始于“反规划”，深圳大张旗鼓进行“反规划”，还有台州、东营、菏泽等城市的领导，都在“反规划”中找到了走出传统规划死胡同的路径。住建部从《城市规划编制方法修编》到《城市规划法》的修改，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反规划”思想的影响。

　　以新文化思想保障景观安全格局

　　我们的前辈不断地和自然界作较量与调和，以获得生存的权利，这便是景观设计学的核心，是一种生存的艺术。而这门“生存的艺术”，在中国乃至国际上，长期以来被上层文化中的所谓造园艺术掩盖了。虽然造园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地关系，但那是片面的，很多甚至是虚假的。因此，要确立景观设计学为生存艺术，切勿以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传统的名义，赋予遗产以解决当代中国所必须面对的环境问题的重要使命。

　　这种生存艺术的传统是中国大地之所以充满诗情画意的真实基础，是丰产的、安全的、美丽而健康的“桃花源”的基础。

　　中国城市之所以贪大求洋之风盛行、景观庸俗堆砌，根源在于小农意识、暴发户意识之积垢。不扫除这种积垢，高品位的城市景观就不可能形成，节约型的生态城市就与中国无缘，广大乡村的乡土文化景观和乡土自然景观也将得不到保护，中国的人地关系危机将不可能解决。而要创造当代中国的景观和城市，就必须将新文化思想运动进行到底，倡导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创造新中国的新乡土。

　　要解决景观安全格局危机，必须系统地突破和创新，包括观念、理论、方法、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并投身于社会实践。只有这样， “再造秀美山川”“创造生态文明”才不会成为空话。

　　(摘编自俞孔坚的系列理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