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拙作《新界东北发展的两难》于11月19日见报后，收到不少回应。有读者认为在地区发展中保留当地歷史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事，香港有不少城市规划的学者，当局也不缺乏这方面的专家，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些村落不迁不拆，现实上不可行”的说法。

　　笔者不是城市规划师，没有参与规划工作，更不知箇中原因，不敢妄自忖测。但读者的问题，相信代表了很多香港市民的想法，那就不妨尝试从建筑学的角度再和读者分享一些看法。

　　现代的城市规划理念始于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开始时并没有城市规划师，规划工作由政府委任测量师、土木工程师、法律学者等组成工作团队，由建筑师领导。在那拮据的年代，经济建设是政府政策的重点，提高生产力是最佳的选择，城市工业化是最可行的途径；但转变却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卫生问题，规划的目的是寻找改善的方法。更由于一战后，欧洲大量被战争摧毁了的城市急需重建，但战后经济比昔日更加困难，因此，不得不以耗用最少资源和最快的速度来解决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影响所及，地区的歷史文化因素自始至终都未被重视。为了提高建设效率，城市规划和建筑更加开始分家，二战后更发展为各自独立的专业了。

　　建筑方面，“简约”是那时理所当然的建筑风格，“装饰是罪恶”（Decoration is Crime），捷克籍建筑师柯道夫．罗斯的一句话更是当年建筑设计的座右铭。城市规划方面，规划师开始主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功能分区把人与生活的距离拉远，生活空间也让位给交通设施，原来有机成长出来的社会网络关系也就被破坏了。那时候，一切都是为了经济效益而规划，自然歷史环境、文化特色、人文因素等也就顾及不了。“规划师是上帝”（Planner is God），“人雕塑了环境，环境便雕塑人”（Man shapes environment, then, environment shapes people），这些业内语，正是这时期的城市生活写照。

　　二战后，经济渐渐改善，到了上世纪50年代，一些较富裕地区的人们开始发觉缺乏歷史文化、忽视人文价值、被规划师塑造出来的生活环境不但不理想，且容易滋生各种社会流弊。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掀开了“经济为人服务”还是“人为经济服务”的争议。这时期，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等开始被注入了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学术领域。

　　60年代以后被称为最具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如美国的罗伯特．文丘里、米高．葛瑞夫以至意大利的柯度．罗斯等更直接把歷史文化元素重新诠释，以艺术手法应用到现代的建筑设计上去。现今，他们的理念已发展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建筑流向了。

　　同时期，美国威斯康辛州立大学的建筑和人类学教授柯姆斯·列保本指出在城市重建中，避免社区网络关系被破坏的重要性。前英国国家城市规划首席专责顾问彼德．荷尔更认为“地区再规划问题十分复杂，规划师应具备把心理、社会、经济、歷史、文化、组织和管理等学术融会贯通的本领，不应该再用传统的、专制的手法来主导”。

　　其实，大多数现代城市持续发展面临的都是市区重建或地区再规划问题，上述所说显示传统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城市规划理念在歷史环境、文化特色、人文因素、伦理关系等各方面均有不足之处，也不要因此以经济诱因来改变它们的性质。今天，规划师不应该再是上帝了；读者的疑问，显示了新界东北地区发展计划应该还有改善的空间，也许该是学者专家们探索“以人为本”之“后现代城市规划”的时候了。

　　作者为香港註册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