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城镇化模式不可持续，难以为继。要打破路径依赖，做好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12月8日，在“新型城镇化：整体规划与重点突破”的研讨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表示。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取得巨大成就。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17.9%，2012年达到52.6%。这意味着，在过去34年中，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34.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都要达到1个百分点以上。

　　不过，在这一进程中，城镇化的问题也引起争议。尤其是，新一届政府将新型城镇化视为经济的总抓手。

　　城镇化的6个争议

　　对于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争议，辜胜阻将其归结为6个方面。如，在城镇化主导的力量上是政府还是市场;在扩大内需上，是投资拉动还是扩大消费;在城镇化的方向上，地的城镇化，还是钢筋水泥、高楼林立，物的城镇化，还是人的城镇化。

　　除此以外，还包括在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上，是盲目激进的户籍改革、土地改革，还是稳定就业，特别是公共服务;在城市的体系上，是大城市偏向还是均衡发展;有没有新型城镇化，当前城镇化的方式、路径要不要转型。

　　正是认识到存在这些问题，新一届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无疑，新的方向应该是从偏重土地的城镇化向重视人的城镇化转变，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独享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转变。尤其需要重视的是，为了避免拉美化陷阱，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撑。

　　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应该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决定转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对此进行明确指示，让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辜胜阻表示，要管住政府闲不住的手，防治过度干预。对于政府的角色定位，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政府应该进行制度设计，特别是为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

　　到底是问题官员产生问题富豪问题，还是富豪产生问题官员?辜胜阻自问自答到，如果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那么这种制度的创新将不仅有利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还有利于防止贪腐。

　　在城镇化的路径选择上，辜胜阻认为，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依托大城市发展城市群，带动小城市，发挥辐射效应。另一条是在中西部要依托县级发展中小城市。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尹成杰表示认同，应该做好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协调发展规划，优化布局，引导一些产业向小城镇转移，形成企业发展的龙头，带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

　　不过，在发展中国的城镇化上，更要注意四化协调同步，尤其是农业现代化。因为农业对GDP的贡献比不上工业化，所以在各方面的资源配置中，农业现代化仍然处在薄弱环节。

　　在资金投入上，尹成杰建议，要向小城镇和新农村建设上倾斜。特别是，要大力支持粮食主产区。在我国12个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收入都处于我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中等水平。但是它们是产粮大省、产粮大市、产粮大县。

　　尹成杰认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通过政府投入外，同时要引入社会资金，来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双刃剑的城镇化

　　2012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6%，根据国际规律，这是快速增长阶段。不过，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要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在人、财、地的资源配置上，尹成杰表示，这是一个难解之题，又是一个必解之题。

　　“要在充分考虑国家耕地资源、淡水资源对城镇化的支撑能力基础上，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基本前提。”尹成杰说。

　　基于这种考虑，尹成杰表示，应该坚持不以牺牲农业资源为代价，不以牺牲环境，特别是农村生态环境为代价，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不能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割裂开来。

　　由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直接导致2.6亿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这引起多方关注。辜胜阻表示，市民化最重要的标志是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公共服务，市民化就是空的。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决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要求“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辜胜阻表示，这就是因城而异、因人而异。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这是对农民工来说最为重要的改革。比如，通过居住证来配置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不过，城镇化是把双刃剑，既要利用黄金机遇，也要避免灾难后果。辜胜阻解释到，前者指的是，城镇化涉及到人业钱地房五大要素，会带来无限商机，使得人流、物流、钱流、信息流、能源流高速增长。

　　“如果政府的短期行为与企业的投机行为两者结合在一起，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会有透支未来的行为，这是由他的任期决定的。” 辜胜阻提醒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