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主政者要先“思考城市”

　　记者：在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了对城市规划的新要求的背景下，结合过去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问题，对于城市决策者而言将面临怎样的改变?

　　陈秉钊：我觉得中国在城市建设方面常常会出现冲动。比如现在的城镇化建设，有些地方仍然在大拆大建，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好像很难摆脱，这和地方官员的理念有直接的关系。地方官员总希望在有限的任期里做出政绩来，他们主观愿望是希望把工作做好的，但做的方法可能事与愿违，最后效果并不好。

　　很多城市的主政者并不是城市规划相关专业出身的,他们往往是去各地考察学习，看到别的城市做得很气派，马路做得很宽，广场很大，以为是好的，所以回来以后就效仿。实际上建设部曾发过文件，明令禁止修建宽马路、大广场。

　　城镇化，很多人就认为无非是让农民进城，建新村，建新城，但他并没有去了解究竟什么叫做新型城镇化。中央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市化，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也就是农民进城以后，要让他们能够和市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所以我们应该真正去关注农村，了解农民。我们作为规划工作者，有这个责任。

　　记者：在这种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您认为城市规划的理念应该是怎样的?

　　陈秉钊：在现在这个转型时代，正如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所说：“思考中的城市比亢奋中的城市更有力量”。我觉得那句话讲得非常深刻。的确在我们转型的时候，要静下心来想一想问题，究竟怎么走。

　　现在很多城市的主政者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在规划上还是偏向于搞大马路，大广场。认为现在车多，路堵，原因就在于马路太窄，把复杂的交通问题简单地归结马路太窄,那么就拓宽马路，原来两车道变成四道，四道变成八车道，马路宽了就不堵了。

　　实际上并不完全是这样。按照标准，城市一般人均用地在100平方-120平方米。这些指标里的城市用地很大一部分要用来搞住宅、学校、商业、工厂、仓库等，真正拿出来做道路、广场的，只占16%到20%。

　　拿广场来说，如果一个城市搞一个大广场，广场用地指标可能就用完了。对于这个大广场，如果住得远的居民总不能一直坐公共汽车来晨练等活动，所以还不如把广场做小，那么广场就能够多做几个，于是广场也就能均匀分布,让市民就近方便得到享用。

　　这就是城市主政者价值观的确定问题，马路也一样，马路也就这么一点土地，如果全部都搞大马路，就没有修小路的可能。但按照人惯常的习惯，都希望走近路，如果没有小路就没近路可走。把大量的交通都吸引到少量的大路上来，再宽也会堵。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就像人体不能只有主动脉，更应该重视许许多多的毛血管小路。

　　真正的“城市特色”是山水及历史文化

　　记者：“千城一面”成为对中国城市批评的共识之一，对此您怎么看?

　　陈秉钊：缺乏特色、“千城一面”是许多人对于中国城市的一个印象。把城市的特色寄希望寄托于建筑是目前许多城市的做法，但姑且称之为“城市特色”的标志性建筑却是凤毛麟角。真正的“城市特色”是大自然赋予城市的山、水及历史文化，这些难以模仿的要素构成了城市的永恒魅力。

　　我举个例子，有次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和一个外国同行交谈时，他提到了福州这个城市。我问他对福州的印象，他居然脱口而出：”福州城里有三座山“。而他对于福州宏伟的五一广场，他反倒没印象。这就说明一个城市给人家留下印象的，不是那些高楼大厦，而是自然的山水。福州“三山两塔”的城市格局，是福州“城市特色”的名片。

　　记者：在您看来，“千城一面”现象是否也是体制问题造成的?

　　陈秉钊：有体制上问题，那就是决策机制的问题。有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我到一个地级市拜访了主管城建的副市长。他当时正因一件事很郁闷。那城市的老城在南边，建了一个新城在北边，两城之间距离大概有5公里。为了将南北两座城连接起来，需要修一条主干道，如果两点连一直线,笔直地修这条路需要斜跨过一条河，还要穿过一个村庄，考虑到规划成本和工程的复杂性，他提议把这条主干道弯一下，绕过这个村庄,又使桥与河取得直交。

　　但这个提议在市长办公会议上却遭到了一把手的断然反对说是“歪门邪道”。一个一举多得的好的规划方案在这种一言堂的决策体制下被否决了。这些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今天许多城市纷纷建立了“城市规划委员会”,重大问题提交委员会集体讨论，这就是从体制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