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败的底特律老城

　　王乐在惠普工作。他所在的部门原来从通用汽车的IT业务发展出来，后被惠普收购，与底特律渊源很深。今年5月，他在底特律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办公室和宾馆在属于“底特律大都市”的庞蒂亚克(Pontiac)，距底特律旧城20分钟。“生活照旧，平静有活力，不是底特律旧城的模样。”

　　驱车前往底特律旧城，则像“进入另一个时空”。底特律城的中心是通用汽车大楼，“以它为圆点，以伍德沃德大街(Wood ward Ave)为扇骨，城市扇形铺展开”。“在伍德沃德大街的纵轴上，横向有以一英里街、两英里街直至几十英里街命名的街道。最破败的，也最幻灭的地带，就是从林荫大道(Grand Blvd)到12英里的那段路。”王乐曾驾车穿越那段曾经的富裕居住区，“城市别墅昔日的风采依旧，非常漂亮，小楼有前后院落。但细看，却像僵尸电影里的布景，门口都钉着木板，全部没有玻璃，杂草一两米高，不像在真实的世界。”有一次他在那里的加油站加油。“一般车一次要加60美元的油，但表上显示，我前面那个人只加了3美元。一走进缴费的地方，一群聊天的黑人突然停下来，用异样的目光打量我，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他说，“在底特律城区转，经常一个多小时看不到一个人。”

　　王乐曾在一个早晨，去那片空屋探险。“门敞开着。进去，地毯发霉的味道扑来，昔日华贵的地毯全部拱了起来，墙皮也翻了起来。美国的房子要带装修带家具，那些保留下来的家具要么有被火烧过的痕迹，要么就明显被人翻动过。无法想象，这里曾经是高薪中产阶级的繁荣商住区，倒有一种世界末日地球上空无一人的荒凉。”他的美国同事是“通用子弟”，父母是底特律人，父亲在通用汽车工作了一辈子，儿子也在通用汽车工作。即便底特律开始衰落，父母依旧眷恋底特律，坚守在此。直到2004年，他们在一年里遭遇了12次抢劫，“有一次回到家，抢劫的人还待在房间里不走，直到拿枪把他们赶走”。他的父母被迫迁往德州。如今，仍有一些数量很少的老底特律人坚守于此，却无法阻止这些地带成为犯罪与贩毒团伙的势力范围，底特律城空置着1万多座住宅和6万多块连接着几个相邻城市的地块。

　　“有一天，我来到市中心花园，花园北面有一个共济会的礼堂，里面有个音乐厅，据说装潢华丽。我从门洞进去，里面静极了，连钟表都早已停摆，地上与天花板吊灯的灰尘积了厚厚一层，就像被尘封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那些商城的时间也停滞在二三十年前关闭时。“有一个专门的探险组织，趁人不注意翻到百货商场里去，他们看到里面的商品和所有的陈设都是30年前的样子，原封不动，就如穿越戏。”“唯一还在开门营业的，就是赌场与脱衣舞俱乐部了。我只在底特律的老虎棒球队比赛和撞上中国看房团时，感到过一点点鲜活的人气。”视觉上的底特律，就像一座经历了灾难的城市废墟：20世纪80年代关闭的公立学校里掀翻一地的桌椅;关闭了30多年的五星级宾馆里脱落的墙壁、没喝完水的茶杯、翻倒在地的钢琴和斑驳的家具;20世纪70年代倒闭的联合艺术家剧院里，断裂的哥特式装饰;35层高的大卫·布罗德里克(David Broderick)摩天大楼里人去楼空的律所、诊所;1956年停产的Packard汽车工厂;像一具被叼啄过的腐尸陈列着的密歇根中央车站……当这些时代变动与帝国终结的废墟透过破碎的玻璃呈现于眼前时，“你会为某种脆弱性惊慌失措，或赞叹惋惜，然后会思考，短暂性与永恒性的命题”。

　　过桥，来到底特律河中心的岛上，那儿离加拿大边界很近。岛上的公园没有人迹，除了野鸭，就是天鹅。公园里用于餐饮娱乐的一栋漂亮建筑荒芜着，没人光顾。那曾是观看底特律全景的好地方：河对岸，通用汽车的大楼孤独地高耸着，塑造了底特律的天际线;在巴掌大小的城中心周围，分布着昔日的剧院、市政厅，远处，是废弃的成片小别墅和没有冒烟的厂房。一到晚上，“唯独通用汽车大楼的灯还亮着，其他地方全部一片漆黑”。如今，工业时代的许多传统汽车业巨头纷纷破产，通用与克莱斯勒还在苦苦坚守。“我想，它的存在已经成了底特律，乃至整个美国东北工业地带的精神象征。”王乐说。

　　王乐曾4次驾车在芝加哥与底特律之间往来，“沿途，会目睹整个大湖工业区的衰败，底特律只是缩影”。“钢结构锈得没法看的铁路桥，坑坑洼洼多年不整修的公路，都向你透露着财政的举步维艰，与南方与硅谷判若两重天。”芝加哥南面和西面到处是沿街的铺面和烧损的房屋;许多废弃的工厂景观沿着克利夫兰、加里、费城、匹兹堡和圣路易斯的码头和铁路线蔓延;还有卡姆登、巴尔的摩和纽瓦克城的那些用木板围起、遍布涂鸦的房子。随之衰落的，是过去依托于汽车业与传统工业的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阶级;他们的外迁与抽离，让这些地方萎缩成没有生气的、危险而冷漠的废弃之地，取而代之的是黑人与有色人种的贫民区。

　　工业，种族，阶级与破产

　　1973年，一对黑人夫妇罗恩(Ron)与洛丽塔(Loretta Martin)带着他们的三个儿子搬进了底特律西区一个黄砖殖民风格的街区。托马斯·萨格鲁(Thomas J.Sugrue)就在那里出生和长大，后来成为研究底特律的历史学家。他还记得：“我的父亲和蔼地与他们打招呼，而我的邻居们则把他们视为巨型炸弹，是黑人民权组织强迫种族融合、撕裂紧密白人飞地的阴谋的一部分。”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底特律对着12万人发表了他振聋发聩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黑人民权运动如火如荼。此后，底特律经历了它的动荡年代：1967年，一系列严重的街头袭击，超过2500家商店被抢劫或纵火烧毁，43人被杀，美国军队在8天后平息了暴乱，超过7000人被捕;1974年，科尔曼·扬(Coleman Young)成为底特律城首位黑人市长;198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黑人首次占据了底特律城人口的大多数：64.3%。

　　在底特律城的历史上，包括黑人在内的蓝领工人获得相对舒适生活的传统轨迹是：汽车工厂的大门被打开，劳工组织建立起来，工人获得慷慨的医疗与养老保险金。底特律在“二战”时就已达到了它生命周期的顶峰。在德意志联邦文化基金会的研究《收缩的城市》一书里，“二战”时的底特律呈现出早期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的城市景观：“它体现了人类劳动力与技术的结合……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曾经云集在这个汽车城，对工业现场惊奇赞叹。这些20世纪早期的消费者，涌入自动车间的观察区，痴迷地看着每小时大量的汽车从生产线上运送出来。那是一出关于力量与强悍、人类智慧与纯体力的戏剧;那些机械重击的噪声，数以万计的工人随着生产线的脉搏有节奏移动的景象;那些由于徘徊着的领班和监督员的出现而让人无法忽视的安静;那些机械力与肌肉发达的人类臂膀的相互作用;以及换班时间大量工人涌向门口的繁忙场景，无疑加强了这出戏剧的效果。底特律工厂和大量工人的忙碌景象展现出现代化的图景。”

　　在底特律昔日繁华的布拉什公园地区，一位当地居民在开垦荒地种植蔬菜(摄于2011年)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蓝领工作岗位就开始消失。“底特律开始将制造业缓慢地向广阔的郊区、小镇和阳光地带转移。然后，又逐渐向加拿大、墨西哥和海外更遥远的地方转移。今天，底特律城内只剩下一条完整的汽车组装线。”托马斯·萨格鲁记录道。试图描摹那个年代美国工业城市文化与历史精神的老电影里，老一辈的工业企业家在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为自己干了大半辈子的工人之间犹豫挣扎，他们的子女则为在遥远的墨西哥、中国香港的血汗工厂感到良心上的折磨，为自己所继承的财富感到不安和困惑。实际情况却是，以1941年福特工厂的罢工始，在经历了弗林特静坐罢工事件、奔牛之战以及天桥之战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在与汽车公司尖锐而激烈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1948年，迫于UAW的压力，底特律三巨头(福特、通用与克莱斯勒)签订合同，确立给员工高福利和高工资增长的激励模式。三巨头曾幻想，为UAW会员提供的优厚薪资与福利待遇，能为汽车工业的新进入者设置壁垒，而巨额利润可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增长。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和汽车行业竞争加剧，这种妥协的模式难以为继，过高的劳动成本几乎压垮了底特律汽车产业的前景，汽车工会也就被认为是拖垮美国汽车工业的“活癌症”。

　　《收缩的城市》一书统计，在1947至1963年美国经济极度富裕的时期，底特律已经丧失了超过13.7万个制造业工作。“从新英格兰地区开始，穿过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西弗吉尼亚州，横贯中西部地区，直到密西西比河岸，在这条工业带上，大公司开始裁员，加速生产，加班加点。而构成美国经济基础的制造业，如纺织、电器、汽车和军备，也开始引入自动生产线，并将车间搬迁至乡镇，这繁荣了美国南部和加勒比海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市场。经济重组伴随着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鼓励，联邦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军事扩张也促进了乡镇地区的工业增长。”与此同时，在经济结构单一的工业城市底特律，很多城市居民，尤其是黑人，无法再找到工作。“截至1980年，几乎一半的底特律成年男子已经很难再度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20世纪后期城市的贫困者发现，他们已经被经济边缘化了。”

　　此时，围绕着汽车制造的资本已发生了空间大转移，依托城市地理的福利制度却在底特律扎根。大量白人从城市离开时，黑人、墨西哥裔、古巴裔等群体却在这里发现了机遇。“汽车工人的子女们刚刚开始从工会与民权运动中收获实际利益：这里有了比南方更好的公立学校，有了曾经只向白人开放的岗位;当汽车流水线停运，越来越多的黑人却在其他经济领域谋得了职位—医生、警察、消防员、文员、会计、律师和法官。民权组织向市政府不断施压，公立部门的新职位填补了制造业抽离留下的真空，留下的底特律人则开始享受高薪水、医疗保险(放心保)和养老金的真正实惠。”托马斯·萨格鲁在他所著的《都市危机的根源：战后底特律的种族与不平等》中如此写道。

　　公共部门与福利的扩张，与另一股潮流背道而驰：人口收缩。上世纪50年代，底特律巅峰时期的人口达到过185万，今天只有70万。汽车工业与人口衰减，意味着城市税基的缩减。与那些长期依赖联邦财政的城市不同的是，底特律曾经历过20世纪初的长期繁荣和城市财政独立，从未努力与联邦财政建立过关系。联邦城市开支在20世纪80年代极度缩减，底特律在华盛顿没有任何传统的政治影响力来抵抗这一趋势。工人退休与老龄化不可避免地到来后，底特律还不得不背负上养老金与医疗保险的沉重历史许诺。如何让财政收支平衡?这成了后工业时代底特律的核心困境。

　　1990到2013年，底特律减少了一半的市政工作，公共财政艰难维系城市的运转。当六分之一的居民失业、60%的孩子在贫困线下生活时，政府部门的雇佣工作至少维持住了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水准。但财政已经在往破产之路上走了—由财政维持的底特律中产阶级终将衰落。

　　底特律的一些当地媒体从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里翻出几十年的财政档案，详尽分析了它的破产之路。当地记者纳森·博米(Nathan Bomey)和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带着沉重的感慨写道：“如果市长杰罗姆·卡瓦哈格(Jerome Cavahagh)和罗曼·格里布斯(Roman Gribbs)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口与经济繁荣开始衰落时便缩减劳动力队伍;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福特耗资2.3亿美元、消费城市更多财政资金的文艺复兴商业区;如果没有通用汽车耗资巨大、徒劳无功，却丝毫不扩大城市雇佣基础的收购;如果市长丹尼斯·阿切尔(Dennis Archer)没有在人口继续流失的20世纪90年代增加1100个工作岗位;如果市长基尔帕特里克(Kilpatrick)多一些财政自律，没有大规模借债和大规模工程;如果市长戴夫·兵格(Dave Bing)没有继承基尔帕特里克的财政作风……但一切都只是如果。”“底特律落入了陷阱：不断借债维持现金流，然后想尽办法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它以180亿至200亿美元的债务和无穷的养老金、医疗保险破产。”

　　而一个也许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底特律为什么未能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时，创造出服务业与信息业经济，开辟新的财政来源?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看到满意的解答。